1月25日，新发布的《2021年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中提出，上海将会在今年新增1万个公共充电桩；1月初，特斯拉发布消息，表示其在中国大陆开放的超级充电站已经突破700座，覆盖300座城市。随着新能源汽车渗透率的提升，在私人桩之外建设更多公共充电桩的需求，正在被放大。

实际上，作为新能源汽车重要的配套设施，公共充电桩曾是先于新能车的“风口”。2015年9月，在政策指引下，这一行业正式启动。当年年底，国内桩企已经达到100多家，而彼时，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仅为50万辆。

最初，进入公用充电桩领域的公司，多以与电力或汽车行业相关企业为主，而在利润和补贴“诱饵”下，大量中小投资人也相继进入市场。2017年，国内桩企数量迅速扩大到了1000家；2018年底，这一数字超过了2000家。

尽管新能车保有量持续提升，但大量懵懂之中跌跌撞撞进入到公共充电桩行业的企业，在尝到了行业早期补贴和发展的红利后，迅速感受到了市场过剩带来的苦涩。尤其是在深圳、广州等华南城市，价格战骤起、地租成本推高，大量充电站废弃、产能被迫亏本退出。

“只要有资金，谁都能进入这个行业了。”广东一家公共充电桩老板对作者表示，连深圳一些当地土豪和有自己车队的物流公司都纷纷进入，先行者的业务开拓和技术完善，让这门生意失去了门槛。

在洗牌过程中，公共充电桩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形成了特来电、星星充电和国家电网三家市占率最高的头部企业。但是，具体到每座城市，竞争格局仍然混沌，例如在北京和广州，仍然有将近200多家公共充电桩运营商，就连广西柳州这样的低线级城市，运营商数也已达到10多家。

同时，互联网玩家也不甘寂寞，以滴滴旗下的小桔充电为代表，一些平台公司试图弯道超车，通过将全国站点连接到同一平台上一统江湖，猎取传统运营商逐鹿过后的果实。而传统运营商，也从最初的重资产建站，转变为着力发展充电网络平台。

新旧势力“擦枪走火”。5年时间，在公共充电领域一轮野蛮生长后，行业得以重塑，但一场不见硝烟的新暗战，却又燃起。

电站大建，地租疯涨

肖明是深圳一家中等规模充电站老板，他在2017年刚到深圳做公共充电桩时，正是黄金时期。

建一座公共充电站，成本通常分为三块。首先是电桩，1千瓦成本大概400元左右，一个小功率直流桩为60千瓦，约要2.4万元，120千瓦大功率在4.8万元左右，中等规模电站大概有20个大功率直流桩，电桩建设成本在100万元上下。交流桩成本则在一两千元左右，虽然成本低，但因为充电时间长、周转率低，实际并不划算。

其次是电缆和变压器，考究一点的还要做地面硬化、加盖雨棚等，平均而言，基建同电桩的成本比例是1：1，也就是说，一个总功率2400千瓦的站，建设成本要在200万左右；最后一项大额支出在场地费，除了部分国企或电网公司下属充电桩运营商可以在远郊或城中村自建场站外，绝大多数民营运营商都要租赁土地，跟场地方的合作方式包括租金和收入分成。

肖明建站时，关外龙华区的场地，每平米月租金只要十七八元，他投资了一座装配40个60千瓦电桩的电站。彼时，附近只有本地品牌智联的一座电站同他竞争。肖明的那块场地月租正常不到2万元，由于供小于求让生意火爆，汽车充电需要排队，给场地的分成每月就能达到5万多元。

“也就一年多时间，在充电车辆没有太多增长的情况下，附近就冒出来了五六个电站，并且都是60个车位左右的大站。”肖明的“好日子”并没有维持多久，尤其是大量充电站短期上马，让场地租金疯涨。

深圳的充电站场地租金在2018年和2019年开始飙升，肖明告诉作者，自己的月租金涨到了每平25元以上，涨幅50%，而关内的一些场地，还要额外收进场费，最高能达到30万元。

“黄埔大道是充电桩较少但车辆特别多的路段，场地租金高到每月每平米80元；市中心停车场，一个停车位（约14平米）月租金1600元，算下来月租金一平100多元。一个车位装两个充电枪，一个枪每月要充几万度电，才能把租金给补回来。”黄杨在广州运营一家公共充电桩公司，他告诉作者，市区里的停车场几乎都已经被运营商扫过一遍，最疯狂的时候是在2019年，“租金已经贵到离谱”。

成本上升，收入却在下降。

公共充电站的收入主要来源于服务费，通常，客人消费1元，有6毛钱需要作为电费交给电网。在行情好的时候，肖明的电站卖出一度电，能收入4毛钱左右的服务费。但很快，为了争夺有限的客源，服务费降到了两毛多，“成本都收不回来”。

为了招徕客户，各家运营商还要竞相从事促销活动，打折送礼品。“送礼品，便宜东西人家还不要，得送点贵的，比如一个充电宝，五六十块。”肖明最近做了一场活动，“但最后也没作用，你搞的时候车主过来，你搞完别家搞了，车主又跑到别家去了”。

大量荒废，无人接盘

因为疫情，让很多本就盲目进入行业、希望赚到快钱的投资者在去年雪上加霜，许多无法维持下去的公共充电站停运荒废。

“早期建的公共桩大多数是交流桩，现在司机大部分充直流桩，一个小时能充完谁会去充七八小时的交流桩，加上早期的桩技术差，也缺少维修，因此基本就是闲置和废弃了。”黄杨向作者解释到。

即便是大型运营商，也不能完全幸免。

“他们拿下来的场地，电费比较高。例如和小区合作，物业电费可能每度要1元，他们再加上6毛钱的服务费就是1块6毛钱，比别家高很多，当然没人去了。”王敬是广西柳州市一家本地公共充电站老板，他告诉作者，特来电很早就进入到了柳州市场，建了很多公共充电桩，但现在全部淹没在了荒草里，尤其是小区里的慢充公共桩。

特来电还在广西桂林景区建有几十个充电桩，在停运后，当地政府曾找到王敬，希望他能去接手，更换设备后重新运营，但被他婉拒：“既然人家特来电那么大一个公司都遗弃了这个站点，就说明那个地方没有人充电嘛，既然人家选择遗弃了，为什么我们还要去做，还要去填这个坑呢？”

像王敬这样趋于保守的投资人已经不在少数，作为一个“年轻”的风口行业，公共充电桩在废弃后，却大都难以找到“接盘侠”。

“如果站是自建的，土地是自己的，运营时间能稳定在10年以上，下家也许愿意接手，因为时间长可以收回成本，但目前大多数充电站跟场地方的签约年限只有三四年，而且出让方除了成本外，还让下家支付后几年预期收益的三成，下家当然更不愿意接手了。”肖明告诉作者，这也是很多停运电站无人问津的原因。

补贴成本的提高和政策的收紧，同样致命。

“建设补贴之前是按成本的30%来计算，一些企业自身生产充电桩，同时又经营公共充电站，把自己的桩卖给自己的站，把成本虚报得比较高，这样补贴就拿得多了。” 一位不愿具名的行业资深人士对作者表示，早期进入者大建特建电站，很多就是为了拿补贴。

王敬是在2019年1月进入行业，他告诉作者，自己至今没有拿过补贴。

“申报补贴的成本很高，比如我们一个交流桩最高补贴不超过3万元左右，第三方验收的费用就已经3000元了；为了拿补贴，公司业务的各个环节还都需要发票，增加了税务成本；同时，要准备这些材料，还要配备人手。”根据王敬的计算，他光为申请补贴花费的成本，就要占到补贴额的20%左右。

有一个案例让肖明记忆犹新：“深圳一家配备20个桩的充电站，找计量检测院来做验收，结果对方开出的费用就高达几十万。”他说，自己在深圳做桩这几年，只拿到过龙华区政府的一笔20万元补贴。

对此，一位深圳市政府的退休官员告诉作者，当初制定充电站验收政策的时候，只指定了一家机构，且没有给它规定价格，“确实是个很大的问题，以后出篓子恐怕是难免的”。

经营不善的充电站陷入“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困境，但更为尴尬的是，就算找不到下家，原有的运营商也不能跑路了之，因为大量的固定成本还在。“充电桩可以拆走，但填入地下的变压器和电缆基本都拿不走，他们只能撑到跟场地方的租约到期。”黄敬说。

不玩电桩，转战平台

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上升，“抢跑”的公共充电桩能否校准步伐？

“2015-2016年是大多数运营商跟场地方签约的年份，租期一般五六年，今明两年，会是租约到期的高峰期，到时很多赚不到钱的运营商会终止续租，退出市场。”肖明对于未来的前景，保持乐观。

根据《中国汽车报》引用国泰君安产业研究中心发布的产业观察报告，充电桩运营行业的头部效应正在显现，截止2020年11月，特来电、星星充电、国家电网占据充电桩运营企业前三强，运营公共桩的数量分别为17.86万、16.67万和14.42万台，在公共桩中占比分别为25.69%、24.0%和20.75%，三者累计充电桩保有量之和占全部商用充电桩行业的70%。

特来电董事长于德翔在给作者的书面回复中认为：“目前充电行业的价格竞争的确很激烈，但它会淘汰一部分没有实力的运营商，让行业更好发展。预计到2021年下半年，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增加和部分运营商的淘汰，充电价格会恢复到良性阶段。”

目前，北京市场的改变已经先于深圳和广州，其公共充电桩运营商的服务费基本维持在每度8毛钱左右。第三方平台E充网的一名前高管对作者表示，在北京市场中，特来电、星星充电、国网等头部公司市占率很高，他们基本维持住了价格。

深圳市发改委重大项目协调处前处长陆象桢则向作者预测，3-5年内，深圳市场会从充分竞争上升到有序竞争，通过资本整合，深圳最终会留下10家以内的公共充电桩企业，“至少有90%都会消失，好的地段大家都抢得差不多了，下一步企业就是要去布网”。

当公共充电站建设运营已经充分竞争、逐步企稳，建立平台成为了参与者正在转移的另一个战场。今年，特来电和星星充电都没有在深圳市场上布局新的站点，他们的业务重心已转移到做轻资产平台运营上，将更多的第三方站点接入到自己的网络。

原本，特来电在APP上只提供自营充电站信息，现在，已经以平台姿态接纳其他运营商、建设充电网络。于德翔对作者表示，充电桩只是一个简单的充电设备，充电网则是一个“设备层、控制层、能源层、数据层”深度融合的智能充电系统。一位接近星星充电人士也对作者表示，公司思路也在从重资产建桩向轻资产平台转变，2021年的重点是发展云平台。

提到平台，永远无法避开那些原生的互联网公司。传统线下运营商转型的同时，线上玩家们也顺势而入。

这其中，包括了快电和云快充等新玩家，他们没有重资产的充电站，只经营第三方平台，通过跟原有的大运营商谈“总对总”合作和大范围地推，粘结充电站和导流用户。一位快电高管对作者表示，全国60多万公用桩中，已有70%入驻快电平台。

不过，特来电等大型运营商与这些平台们的蜜月期能持续多久，仍是疑问。

此前，滴滴旗下小桔充电也曾同运营商合作，小桔充电通过滴滴平台的大量司机和用户给运营商导流。然而，特来电等几家大型运营商后来发现，小桔充电也在偷偷建立自己的站点，于是立即终断了跟小桔的连接。

“小桔跟大运营商谈总对总合作时，从对方拿到了7折的充电优惠，但小桔给到用户的优惠是8-9折，自己从中赚到了折扣的差额，这让对方很受伤。”肖明向作者道出了双方决裂的另一个原因。

上述匿名的行业资深人士对作者表示，因为目前国内充电站规模仍然很小，新平台通过“烧钱”地推，可以做到迅速占领站点，但新起的纯平台，目前只能做到连接站点，背后的运维数据和深层服务仍然无法掌握。

“特来电要做的是场地、电池、平台网、数据等6个维度的运营，单纯一个互联网平台，不具备布局或运营以上6类的综合优势，很难做好充电网运营。”于德翔对于传统商家不会被滴滴等互联网平台颠覆，抱有信心。

因为几乎一年没有发展，肖明收入锐减，他在犹豫要不要换个行当，对于目前疯投平台而不建站点的“矫枉过正”，他充满疑问：“都想白嫖，那最后羊毛出在谁身上呢？”

（为保护隐私，文中王志、肖明、黄杨、王敬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