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贾康：发展新质生产力，制度创新是“纲”

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被列为2024年政府工作的头号任务。

如何理解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发展新质生产力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不同行业企业、地方政府在发展中应该注意什么？如何避免“一哄而上”？

近日，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在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表示，与过去所说的生产力相比，新质生产力是表述上的承前启后，更聚焦到质变、质量的概念上。要从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和思想解放观念创新等方面的有机结合，来理解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原则，其中，制度创新是“纲”，“中国的经济社会转轨还没有完成，制度创新一定是龙头，实质性的推进改革是一定要啃的硬骨头，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解放生产力，获取最大红利。”

同时，各个领域、各个地方政府、各个具体的企业，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时，要在领会中央指导精神实质的前提下，创造性地在自己特定的领域、辖区、行业的各种约束条件之下，尽可能形成高水平的定制化解决方案。

针对当前美欧对我国一些行业提出的所谓“产能过剩”问题，贾康认为，要比较全面地分析，产能过剩是个相对概念。有效产能提供的有效产出，只要有去处，是在公平竞争市场上实现交易的，那就不是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不能简单地把现在的亮点说成是负面的产能过剩，当然也得注意跟外部世界增进交流，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方面，更多地把共识落在具体问题的妥善解决上。“我们确实不能简单接受美国的指责，应争取在更多交流中向美国朝野人士正面阐述我们有理有据的认识。”

贾康认为，在发展新产业时，主观方面要密切跟踪产能过剩的动态变化过程。要基于市场调查形成有前瞻性的、比较有水平的预测，如果没有这种预测能力，那更多地就得靠市场自己调节而优胜劣汰。此外，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时，靠少数行政决策者“拍脑袋”式确定的具体项目，很容易出差错，要尽可能审慎地避免，更多的政府政策还应该是引导性的。

一季度经济复苏有一定“劲道”，但不能忽视不确定性因素影响

记者：您如何看待一季度中国经济表现？从宏观数据来看，您认为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地方？

贾康：综合地看，一季度复苏的表现还是比较明显。我原来的观察，是已经有迹象表明有可能出现明显复苏，现在的数据是跟原来的预判对上了。

去年9月份以后，经济复苏有向好的苗头时，政策加码，今年一季度也是进一步在经济运行过程中抚平三年疫情的疤痕效应，综合在一起，虽然不排除还有不确定性因素的困扰，市场上还有信心仍然不够提振的情况，但面上来看，复苏总体而言是可以肯定的。现在的数据指标和不少地方可以做的场景观察，进一步印证了复苏，而且这种复苏还不是非常温和的，是有一定的“劲道”的。

当然这里面也有值得我们注意改进的地方，比如投资方面，如果说房地产仍然还是拖累，那么应该在房地产方面采取更积极的一些减少代表性一线城市行政管制限制的措施。工业恢复的情况还比较好，总体上符合市场综合判断，虽然有些领域、有些赛道还是恢复得不够好，甚至仍然有人说要“躺平”，但是另外一些领域和赛道上现在复苏的热度已经明显上升。

复苏进程值得肯定，但是还需要密切跟踪，不能忽视不确定性因素影响，比如近一段时间，市场为什么在争抢黄金？还是不确定性影响和投资者避险意识的表现。

发展新质生产力，制度创新是“纲”

记者：当前，我们提出“新质生产力”，大概的背景是怎样的？

贾康：首先谈一下对生产力概念的理解：生产力最根本地决定着经济社会发展中人和自然界关系的处理，同时还必然推进到人和人之间生产关系的优化问题。

生产力的发展是“阶跃式上升”，从脱离动物界的原始社会到农业革命时代，到工业革命时代，再到现在的信息革命时代，这种发展不是平滑的演变曲线，而是一个个“上台阶”式发展的阶跃曲线，每上一个台阶都可以说是质的演变。

现在提出“新质生产力”，背景显然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所必须的以创新发展作为第一动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历史过程，要积极追求质变式的跃升。

记者：如何理解“新质生产力”与过去所讲的生产力有什么不同？发展新质生产力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

贾康：新质生产力与过去所说的生产力不能说完全不同，是在表述上的承前启后，更聚焦到质变、质量的概念上。过去中央已经说创新是第一动力，而创新是追求“跃升式上台阶”的发展，现在“新质”表述正好对应上，在创新发展过程中间量变为质。

我认为可以从学理和务实两个视角来理解。从基础理论视角，一个重要概念是高层已经反复强调的全要素生产率。我们知道，科技对于生产力发展有乘数效应，公式表现上，生产力三要素要升级为：（劳动力+劳动对象+劳动工具）×科技成果应用。包括科技在内的更多要素组合在一起，就涉及全要素生产率概念。在中国，排序下来首先就是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在供给侧要素中的表现就是怎样以更好的制度供给、更好的科技成果应用，来带动整个生产力量变中的质变，与我们前面所说的升级、跨越式、上台阶式的发展，在基本含义上是吻合的。其中，制度创新又是首位，成为纲举目张里的“纲”。

从务实的视角，是一定要紧扣当前的产业升级、数实融合，这是务实创新的前沿。全要素生产率讲的是学术性概念，务实的前沿就是在以制度创新、深化改革打开科技创新、管理创新潜力空间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抓住如“人工智能+”这种前沿的创新，带动数字经济产业化、产业经济数字化，这就又对应到跃升式、升级式发展了。各个行业、各个领域，无论是战略性新兴产业，还是传统的行业和领域，都有数实融合的必要性，以“数实融合”头部平台的带动作用，带出专精特新集群和全产业链的升级发展，落在改变中国主要产能在全球价值链“微笑曲线”上的位置，由中间收益率较低的加工位置，上升到左右的收益率高端，即创意创新成功和品牌营销、售后服务、市场扩展，把“世界工厂”的中国制造，推升为中国创造和中国智能制造。

此外，我认为还应该强调管理创新和思想解放观念创新，管理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种务实保障，管理方面一定要精细化合理化；思想解放观念创新是针对中国改革在深水区的情况，特别强调冲破既得利益阻碍和惰性约束的实事求是、观念更新，这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先行军。

记者：您刚刚提到制度创新是“纲”，是否意味着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角度看，需要深层次的改革？

贾康：发展新质生产力本质上还是要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我们过去说改革就是通过生产关系的自我革命来解放生产力，现在发展新质生产力其实仍然符合这个逻辑。

中国的经济社会转轨还没有完成，以改革带来“最大红利”的制度创新一定是龙头，这是第一位的。中国现在改革深水区的攻坚克难确实不容易，也可以说步履维艰，但实质性的推进改革是一定要啃的硬骨头，非啃下来不可，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解放生产力。

中央现在讲谋划新一轮重大改革，这个信号很重要，我们应拭目以待中央怎么给出全面配套改革的进一步指导，应该会有一定力度的新一轮大动作。

行业、地方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尽可能形成高水平的定制化解决方案

记者：当前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优势有哪些？

贾康：我们还有一定的所谓技术因素为主的后发优势。全世界得承认硅谷引领潮流，但硅谷的一些原创东西到中国市场后与中国的市场潜力对应上，只要有一定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就会表现出来巨大的能量和实际效应。

我们要以追赶-赶超战略和比较优势战略的合理组合搭配，来充分发挥科技第一生产力的重要作用。所谓比较优势战略，可以理解为从中高端往下，中国拥抱全球化和其他的经济体，推进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所能产生的资源配置优化作用，但要意识到比较优势战略，往上走一定会碰到天花板，比如现在已经感受到的在高端核心技术方面遇到卡脖子问题。

所以，要超越比较优势的眼界，以合理的追赶-赶超战略去解决怎么样攻关解决卡脖子难题、取得攻关成功的问题。

记者：近来，很多地方、很多企业在布局发展新质生产力，您认为应该注意些什么？

贾康：各个领域、各个地方政府、各个具体的企业，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时，要在领会中央指导精神实质的前提下，创造性地在自己特定的领域、辖区、行业的各种约束条件之下，尽可能形成高水平的定制化解决方案。形成定制化解决方案不一定非得靠自己，还可以得到外脑的智力支持。千万不要一哄而起搞“同质化”、简单套用别处的方案。

产能过剩是相对概念、动态变化的，要全面分析

记者：近来，美欧对我国一些行业所谓“产能过剩”等问题表达关切，您如何看待？

贾康：过去我们讲生产过剩的危机状态，较早是在工业革命以后，在资本主义发展概念之下，虽然有世界市场的开拓，但是市场开拓跟不上产能的提高，这种危机因素有重复的表现，称为周期现象。生产过剩和产能过剩是一个事情在不同环节上的表述。

但须知，虽然出现过的生产过剩危机是指既成事实，然而产能过剩是一个相对概念，不能看到产能有过剩就认为一定是不合理的。如果积极开拓市场，更认同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原来看起来的产能过剩，就很有可能变成实际上有用的、造福人类的因素了。

美国现在指责我们产能过剩，是看到我们现在新兴的三大领域（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的竞争力体现出来了。要比较全面地去分析，看我们有没有不合理的倾销行为，如果没有不合理的政府干预过多的行政因素，而是在全球范围内市场公平竞争中，有我们竞争力上升的表现，就不能简单地把现在的亮点说成是负面的产能过剩。

当然我们也得注意跟外部世界增进交流，在大家都能认同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这种共识之下，更好地交流和按照市场规则、合作竞争来化解一些矛盾问题，这也是很有必要的。但是我们确实不能简单接受美国的指责，应争取在更多交流中向美国朝野人士正面阐述我们有理有据的认识。

记者：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如何警惕“产能过剩”？

贾康：产能过剩还是不过剩，是动态的变化过程，要密切跟踪。

比如中国的电力行业，历史上有几次说电力短缺，要大力发展；然后又说电力产能过剩，要限制发展；我记得很清楚，讲限制后往往没过几年又说出现了“电荒”，这就是需要总结的经验教训了。主观判断认为过剩，从长期来看，从整个发展中间的波动式发展是一个规律性的现象来看，不能太强调“可丁可卯”的正好不过剩。一定要有前瞻性的、比较有水平的预测，如果没有这种预测水平，那更多就得靠市场自己调节，优胜劣汰，淘汰的就是竞争中要出局的产能。

记者：政府应该如何做好新产业的政策引导？

贾康：对市场的认识，确实政府管理环节往往有自己的说法，可能未必企业界会认同，这种矛盾一定会出现。过去有人说“政府要做什么，你就别做”，因为大家会一哄而起，一定会出现过剩问题，这些是有一定的经验可总结分析，但不是很准确、很严谨的说法。

不能说政府完全不考虑产业政策，为什么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政府都不能简单地说不考虑产业政策？因为市场毕竟有失灵的情况，理论上大多数人还是认同这个观点的。但是政府要特别审慎地考虑产业政策，有没有能力来比较科学地做出细致的决定？其实具体做好“有意栽花”式的安排是很难的，大的方向可能行，比如现在说鼓励“人工智能+”，这个方向不会有错，但是到底怎么支持，这个相关机制是最重要的。过去不少真正的具体创新突破，是“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靠少数行政决策者“拍脑袋”式确定具体项目，要尽可能审慎地避免，更多的政府政策指导，应该是引导性的，比如对创新活动必要的一些政策倾斜支持。近年对战略性新兴产业要给出一些优惠政策，这是产业政策，我觉得有必要性，但非说支持某一个或几个企业但不支持其它企业，这不一定合适，要放手让企业自己去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