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小哥“困在算法里”该怎么办？王天玉：加强基本的劳动保障

　　近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未来法治研究院主办的“算法分类分场景规制”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算法技术导致劳动过程中劳动精准化程度越来越高，平台凭借算法技术，在定价权方面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副研究员、科技与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天玉在研讨会上如是说。

　　2020年9月，一篇题为《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文章刷屏。文章指出，外卖兴起这几年，在算法等科技手段的“盘剥”和系统平台的规训下，骑手送外卖的时间日渐缩短，从三年前，1个小时为3公里长的配送最长时限到2018年的38分钟，这个过程里，超速翻车、逆行撞人、闯红灯被撞等诸多交通事故频发。一时间，互联网平台该如何处理算法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成为热议话题。

　　在王天玉看来，劳动领域是算法的洼地。“目前，常规的劳动关系和基于互联网平台的新业态，很容易出现算法‘内卷’。一方面企业过度追求利润，另一方面市场竞争激烈。比如外卖平台，骑手在劳动过程中产生的信息，被平台收集和利用，于是平台要求骑手在越来越短的时间内，配送更多的订单。”

　　“平台算法对外卖小哥这类人群是赋能，尤其是在疫情期间，通过低门槛就业的方式能够获得持续性收入。”不过，王天玉也指出，相关监管机构还需要对这类互联网平台进行规制。“近年来，平台上外卖订单量在急速增加，而外卖骑手人数并没有实质性变化，平台通过算法对配送时间和线路进行所谓的‘优化’，压力也向劳动者转移。”

　　“归根结底，还是定价权的问题。”王天玉解释称，从结果导向来看，算法技术导致劳动过程中劳动精准化程度越来越高。对于平台来说，精准化程度提高意味着平台对劳动过程控制的提高。从法律角度看权利结构，平台凭借算法技术，在定价权方面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

　　王天玉指出，实际上，《劳动法》涉及到的利益分配就是定价问题。“但是新的互联网业态中，算法被企业平台所掌握，劳动者没有进入到谈判的过程中，也没有定价权。所以我们围绕它解决什么？就是定价权，每单多少钱？有什么惩戒制度和基本的劳动保障。”王天玉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