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文馨指出，绿色航运已从一个“可选项”转变为关乎行业未来的“必答题”，正经历着规则重塑、技术竞速与成本重构的系统性深刻变革。

全球治理“碎片化”与中国响应“一体化”

邓文馨表示，当前全球绿色航运政策格局呈现出显著的“碎片化”特征。她指出，原定于去年10月通过的IMO（国际海事组织）温室气体减排综合框架已推迟至今年11月表决，统一的全球治理体系仍然缺位。

与此同时，区域性强制机制不断涌现并加速落地。她强调：“自2024年航运业被纳入欧盟碳市场（EU ETS），到2025年海运燃料条例（FuelEU Maritime）生效，再到英国、加拿大等国推出国家碳定价机制，这些先行政策标准各异、互不联通，给全球船东带来了巨大的合规压力。”

在此背景下，邓文馨指出，中国的政策响应正在提速并趋于体系化。她特别提到，今年4月，交通运输部等部门相继印发了《加快绿色智能船舶技术规范体系建设行动计划》与《关于推动航运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意见》。她表示：“尤其是后者，明确了到2030年国际航行船舶碳排放强度较2025年下降15%以上的目标，与此前多项政策共同构成了推动我国航运绿色低碳转型的‘一体’政策体系。”她总结认为，全球绿色航运政策整体正从理念倡导，快速进入强制约束与高投入并行的新阶段。

碳市场扩张与绿色走廊构建“双轮驱动”

谈及市场机制，邓文馨表示，尽管政策在分化，但全球绿色航运机制却在加速联通，主要体现在碳市场全球化与绿色航运走廊建设两方面。她介绍，到2026年，全球运行的碳排放交易体系已达41个。她指出：“一个明显趋势是碳市场正扩展至航运业。以欧盟为例，2024年其碳市场已覆盖约1.3万艘船舶，船东需缴纳的配额价值约22.67亿美元。”

邓文馨同时指出，中国碳市场建设也在提速，已构建强制与自愿市场结合的复合体系。她特别以上海为例说明：“上海碳市场已先于全国市场将航运业纳入，2025年共纳入31家航运企业，广东、深圳、天津等地也将港口、航运相关企业纳入监管范围。”

对于另一重要机制——绿色航运走廊，邓文馨表示：“目前全球推进中的绿色航运走廊数量已从2024年的62个增至84个，聚集了超过300家利益相关方。燃料选择上，甲醇和LNG是主流，但氨和氢的关注度正在攀升。”

多元化发展，中国绿色甲醇产能具有战略优势

在分析船用清洁能源发展趋势时，邓文馨指出，其路径已呈现清晰的多元化格局。她表示：“近期，航运脱碳仍主要依托LNG和生物燃料；中期，绿色甲醇最有希望进入商业加速期；远期，氨燃料被视为远洋船舶实现零碳排放的终极路线之一。”

邓文馨用数据说明了转型势头：截至今年3月底，全球手持订单中替代能源船舶占比已达34.2%。她分析道：“LNG凭借相对成熟的基础设施，仍是当前主流过渡燃料，其运营船舶占替代能源船队近60%。而绿色甲醇的发展非常迅速，应用场景已从集装箱船拓展至邮轮、散货船等，全球手持订单达296艘。”

她特别强调了中国在绿色甲醇领域的潜在优势。邓文馨表示：“根据我们研究室的跟踪数据，目前全球规划的绿色甲醇产能约8000万吨，其中中国规划产能就达到6000万吨。这意味着如果绿色甲醇成为主流替代能源，中国将在供应端掌握重要话语权。”她还提到，2025年中国加注绿色甲醇1.2万吨，其中上海港占1万吨，增速显著。

除了能源替代，邓文馨表示，各类节能减排技术同样至关重要。她介绍，目前包括技术措施和运营措施在内的节能减排技术已超50种。她指出：“典型技术措施如船体优化、空气润滑系统等，能有效提高能效，但面临初期成本高、回收周期长的问题，需要船东权衡资本支出与长期节约。而航线优化、智能驾驶等运营措施，则通过数据赋能提升整体运营效率。”

在演讲最后，邓文馨总结道，全球绿色航运正呈现“规则趋严、技术竞速、成本重构”三大发展趋势。但她强调：“这场转型绝非一场‘零和博弈’，而是需要能源、港口、金融、政府乃至消费者多方紧密协作的系统工程。只有充分理解变化，协同应对，才能共同驶向可持续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