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快递派费上调 看农民工增收的难点

　　[ 共同富裕意味着农民工的初次分配收入应该增加，但农民工收入的增加会影响到农民工劳动需求方的利益。如何兼顾各相关方的诉求，这才是农民工增收的难点所在。 ]

　　[ 2019年，中国第一产业（主要是乡村）就业人员超过1.9亿，占全国就业人员的25.1%。 ]

　　共同富裕要求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但作为劳动力市场上的需求方，企业与消费者希望作为供给方的农民工能提供高质量且尽可能廉价的劳务。因此，提高农民工的劳动报酬，就会受到来自需求方的阻力。

　　快递员中，农民工占大多数。因而消费者近日对快递公司上调派费的反应，就可以作为他们对农民工增收反应的一个例证。

　　快递员增收是真是假？

　　近期，多家快递公司上调派费，每票上调了0.1元。

　　有关调查表明，八成快递员每日派件量不超过200件。若按人均日派送200件计算，快递员月收入会增加五六百元。

　　快递员的派件收入取决于送件量。200件的日派送量是在快递员不送件上门的现状下达到的。派费上调后，消费者强烈要求快递员送件上门。而消费者的诉求又得到国家邮政局有关规定的支持。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如果在派费上调0.1元的同时严格实行送件上门，快递员还能增收吗？对此笔者估算如下。

　　假设：上调前的派费为每票1元；如果不送件上门，而是选择放快递柜，每放一件快递员要自己支付0.3元。

　　上调派费前、不送件上门时，快递员每天的派费收入是：(1-0.3)×200=140（元）；如果送件上门，同样的派费收入，快递员要送140÷1=140（件）。

　　不送件上门，快递员可能会被投诉与罚款。因此，如果收入大体相当，快递员应该会选择送件上门。现在宁可冒挨罚的风险也不送件上门，应该是上门耗时、导致送件量骤减，比如减少到每天120件甚至100件，日派费收入相应减少到每天120元或100元。

　　派费上调0.1元后，送件上门时快递员的日派费收入是：120件，132元；100件，110元；低于上调派费前、不送件上门时的派费收入水平。可见，派费上调后，若送件上门执行到位，快递员有可能减收；就算增收，也远少于外界所说的五六百元。

　　如果派费上调后，仍然不送件上门，则快递员可能被投诉与罚款。有报道称，各快递公司在宣布派费上涨的同时，加重了罚款力度，“涨了的派件费，从罚款里扣回去”。因此宣布派费上调对快递员没有多大吸引力。

　　既然罚款如此有效，派费上调前，为什么不送件上门会成为潜规则呢？要回答这个疑问，就得分析快递费在不同快递环节间的分配。

　　低派费与缩水的快递服务

　　电商是快递的主要客户群。笔者就以电商为例，来分析快递费的去向。

　　网购时，消费者向电商支付购物费与快递费（包邮时两者混在一起）；电商通过收件加盟商向快递公司支付快递费；快递公司再向派件所在地的加盟商支付派件费，其中一部分成为给消费者送件的快递员的收入。

　　消费者认为，他们网购时的付款中，包含了足额的快递费。但事实上快递费并非足额。原因有以下三个。

　　原因一，同样是送件上门，快递员付出的成本（时间与精力）不一样。送件上门的真正含义是“送件上门、交件到人”。门虽不长腿，收件人的情况却多种多样。有门里不断人的，有工作“996”、快递员正常上班时，门里不见“人”的，甚至还有“平时大多住公司宿舍，回家时间较少”或“出差10天”的。

　　原因二，网购与快递是随互联网发展而出现的新生活方式。为了引导公众接受，在通过补贴确保快递员收入的前提下，快递公司向消费者提供较高标准且相对廉价的服务。具体到送件上门，就是快递费多少与不同上门服务所需成本（即快递员付出的时间与精力）无关。快递公司的打算是“先赔后赚”，消费者则视“先赔”时的价格与服务为行业惯例。

　　原因三，电商要增加利润，一靠增加销量，二靠压低成本。要增加销量，网购报价就不能高。因而压低快递费就成为电商增加利润的一大招数。快递公司要扩大市场份额，像义乌那样的电商供货大户是必争之地。因而在义乌，近几年快递费价格战几乎年年不断。这意味着快递公司并没有拿到足够覆盖成本的快递费。

　　为了在快递费不足额的条件下保持盈利或减少亏损，快递公司只能降低给加盟商的派件费，加盟商则通过降低快递员派费的办法，把损失转嫁给快递员。快递员的应对方法，是通过快递服务缩水来节约时间、提高送件效率。具体来说，就是改送件上门为送件到快递柜或快递驿站。

　　快递不送件上门，首先，利益受损的消费者强烈反对。其次，媒体多有批评，甚至说出了“无论快递行业有着怎样的现实困扰都不能成为企业服务质量不达标的理由”这样的重话。再其次，国家邮政局有规定，快递服务缩水，消费者可以向快递公司投诉；若快递公司推诿，还可以通过国家邮政局维权。为什么在一片反对声中，快递不送件上门仍然普遍存在呢？

　　关键在于农民工已经不太看得上快递员职业。

　　看不上的事以往也发生过。但两年前，农民工看不上的，是某家低派费的快递公司或快递站点；若因服务缩水等被投诉，他们不会改行，而是换个公司或快递点接着干。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对快递员职业不看好，已经或正在考虑改行。不在乎饭碗的从业者，谁也管不住。因此，增加快递员收入，稳定快递员队伍，目前已成为稳定与提高快递服务质量的前提。

　　消费者不得不接受现有派费水平下快递服务缩水的现实，但他们有怨气。在快递员派费上调的今天，消费者的怨气就以“不支持上调快递员派费”或“派费上涨了，服务也请跟上来”的方式，爆发出来了。

　　农民工增收，难点何在

　　当前，农民工增收的压力越来越大。原因既来自生活开支的上涨，也来自劳动力市场供求。

　　先看生活开支的上涨。

　　中国城乡生活水平与支出存在巨大差异。按照户籍人口计算，中国城镇的日常生活平均支出是乡村的3倍多；乡村人口建房，既不用花钱买宅基地，也没有税费及给房地产开发商的支出，全国乡村每平方米建房成本平均不到1000元。家中的老幼病残留在家乡生活，家庭用房也建在家乡，乡村的低生活支出使农民工能以较低收入维持全家生活。

　　近年来，政府在推动农民工城镇化。城镇商品住宅平均售价是乡村建房成本的7~8倍。根据笔者的估算，月工资达到农民工平均水平的家庭，收入尚足以支付全家进城后的日常生活支出，但买房困难；人均月收入仅1000元的3亿~4亿乡村贫困群体，收入至多只能勉强维持在城镇的日常消费，根本买不起房。在某些地方，城镇化的压力就表现为足够买房买车的高额彩礼。就算农民工家庭仍然留在乡村，目前正在试点的乡村宅基地交易，在给予农民建房地点选择权的同时，也使乡村住房造价平均提高500元左右。可见，宅基地交易的普遍推广会大大提高乡村人口的生活成本。

　　再看农民工供求的变化。

　　2019年，中国第一产业（主要是乡村）就业人员超过1.9亿，占全国就业人员的25.1%。能当农民工的人似乎还有不少。但正如笔者在另一篇文章《农民工数量五年后会锐减吗》中所指出的，最近七八年，中国50岁及以下农民工总数不增反减，50岁以上农民工的年增量比全体农民工年增量还要多。这意味着相当多的乡村劳动力不是因进城找不到工作出不来，而是另有考虑（如在家生孩子带孩子，及照看家中其他老病残人员）而不出来。只有工资水平大大提高，使他们打工的收入超过自己及所照看家人进城生活后所增加的开支，这部分劳动力才会外出打工。

　　农民工增收不可能对物价没有影响。拿网购来说，快递费本来就是快递公司向电商收取的，因而快递费上涨会表现为网购商品价格的上涨。

　　若单从市场角度考虑，连去快递柜取件都不愿意的网购消费者中，大概没有多少人会改去超市购物、然后大包小包自己往家搬。但消费者的怨气却是有关方面不得不关注的重要因素。消费者中不少人属于城市白领（特别是IT、金融等热门行业）上班族。他们基于以往对未来就业与收入的预期贷款买了房，希望通过高强度工作来还清房贷。由于收入增长不及预期（包括目前加班减少带来的收入下降），他们本来就压力山大。于是就在派费上调但快递员仍然不送件上门的事件中，把怨气发出来了。

　　共同富裕意味着农民工的初次分配收入应该增加，但农民工收入的增加会影响到农民工劳动需求方的利益。如何兼顾各相关方的诉求，这才是农民工增收的难点所在。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