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为快递小哥发声：既要健全配送员监管制度，也要完善保障机制

当今社会的日常生活已经基本离不开外卖配送员和快递小哥。快递员、配送员这一人群极大程度地方便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引出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

2022年上海两会期间，上海市人大代表潘书鸿带来了一份关于建立健全快递员、配送员的监管制度和保障机制的建议。

近年来，快递员、配送员的私拆包裹、偷窃包裹行为时有发生，一些快递员、配送员还会利用职务之便接近客户，私加客户联系方式，对客户造成不同程度的骚扰。同时，自从出现了驿站、快递柜等设施，一些快递员将“配送到家”服务简化成了送至驿站或快递柜，无视买家真正的需求。

潘书鸿指出，我国没有更为详细的针对快递员、配送员此类行业的行为规范，虽有快递行业协会和即将成立的外卖协会，但都是面向企业、机构或是相关平台，并不面向个人。

“流动量如此之大、需求量如此之大的岗位，目前却只能寄希望于企业对相关员工进行监管，但注重利益的企业不仅在监管方面不严谨，甚至连基本的审查工作都是不到位的，因此导致了恶性事件频发并且毫无收敛的趋势。”潘书鸿指出。

他认为，快递员、配送员缺乏监管制度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针对他们自身，缺乏相应的保障机制也是客观现状。

潘书鸿表示，按照我国《劳动法》、《社会保险法》等规定，企业应当与员工签署劳动合同，除按时支付工资报酬外，企业还有为员工缴纳社保的义务，必须包含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员工就职期间发生伤病死亡或是工伤事故，都将有完备的保险理赔体系。

但是，部分企业会通过如劳务派遣的方式，不直接与实际工作的员工签订劳动合同，来降低用工成本，针对需求量大、流动性大、工作量不稳定的职位，尤其外卖、快递、运输等，更是采用雇佣、承揽的方式居多。

此外，疫情期间，快递员和外卖小哥活动范围大、接触人员多，由于保障体系的不健全，可能会导致企业、机构、平台或者这些人员本身，为了节省成本而降低工作中的防疫标准、降低服务标准等，这些负面影响最终将会影响到购买服务的顾客身上，一旦助长了疫情的传播，必将会产生极度恶劣、严重的后果。

鉴于此，潘书鸿建议，上海应同时建立健全快递员、配送员等的监管制度和保障体系，从人员素质、服务品质、工作安全、人身保障等多方面、多角度、多维度去监管和保护快递员、配送员等这一群体。

同时，上海可以使用合理的算法建立收入分配机制；强化道路安全培训，督促快递员、配送员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加强食品安全意识，确保配送过程中不受污染；提升保障水平，按国家规定缴纳社会保险或是参加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明确服务过程中平台责任、机构责任、商家责任和具体快递员、配送员的责任等等。

“只有当监管制度和保障体系同时得到了完善，行业才能良性发展，创造经济效益，从而提升国家综合实力。”潘书鸿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