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俊发：如何应对全球供应链危机

摘要：中美贸易战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巨大冲击，新冠肺炎病毒的全球蔓延 ，造成全球供应链危机，习近平提出，要“确保全球供应链开放、稳定、安全”，如何解读，如何施策，这关系到中国经济的安全，也关系到世界经济全局。

关键词：全球供应链  中美贸易战  新冠肺炎病毒

作者简介：商务部现代供应链专家委员会成员  研究员

2018年以来，中国经历了两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一是中美贸易战，后延伸到世界贸易战。二是新冠肺炎病毒抗击战，后在全世界蔓延，直接冲击着中国供应链与全球供应链，有人称之为全球供应链危机，有可能引发全球经济大衰退。这两场“战争”还没有结束，美国前副国务卿坎贝尔惊呼，新冠肺炎疫情可能是继“911事件”和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导致美国在冷战结束后的“第三次危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这次疫情是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危机，病毒对经济冲击的加剧，给世界各地带来了不稳定，甚至可能出现动乱和冲突。美国政坛元老基辛格在《华尔街日报》刊文，认为“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许多经济学家指出，疫情正在破坏全球制造业的基本原则，全球供应链正在经受经济与政治的双重压力，发生裂变与重组，选择性自给自足的实用主义模式会加速发展。

2月，全球恐慌指数陡增，全球制造业PMI剧烈回落至35.7%，降至历史最低水平。恐慌情绪在金融市场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美欧股市剧烈震荡，光2月下旬，超过3万亿美元蒸发。一些国际机构评估，2020年全球GDP增长将跌至2%左右。若到夏季，疫情仍在各国蔓延，经济下挫可能更低，出现负增长。这将是过去40年除爆发国际金融危机的2009年之外，全球经济增长最低的年份。

面对这样严峻的形势，人类向何处去？习近平在2020年3月26日召开的二十国领导人会议上指出：“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主张同舟共济，团结抗疫，共度难关。

2020年3月23日、25日、27日，他分别与英国首相约翰逊、德国总理黙克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通话中，都提出要“确保全球供应链开放、稳定、安全”，3月27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也明确提出，“要加强国际经贸合作，加快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建设，保障国际货运畅通”。中国把确保全球供应链安全提升到了国际战略高度，要打一场全球供应链保卫战。

“确保全球供应链开放、稳定、安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命题，意义十分重大，可以从六个层面去解读，第一、“背景”。由于全球贸易战与新冠病毒全球蔓延，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冲击及破坏性最大的是产业链、供应链与价值链，危机是全球性的。第二、“主体”。命题提出的主体是“全球供应链”，破坏的首先是一种组织方式，说明供应链的基础与先导地位。第三、“开放”。全球供应链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各经济体互相开放，供应链才能生存发展。第四、“稳定”。供应链不管是企业、产业、城市、区域、国家那个层级，都涉及供给端与需求端，那个环节不稳定，出现“断链”，将危及整体。第五、“安全”。供应链处于产业链与价值链的中间，供应链不安全，缺乏韧性抗圧力与弹性恢复力，产业链、价值链都不可能安全。第六、“确保”。习近平向发达国家喊话，要“确保全球供应链开放、稳定、安全”，确保是一种大国担当，主要是发达国家的责任。

一、问题的提出

现在为什么要迫切提出“确保全球供应链开放、稳定、安全”？

（一）中美贸易战

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的“帝国木桶”受到冲击，世界经济向多元化发展，工业、金融、军事、科技、文化的霸权地位受到挑战，特别是社会主义的中国和平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政府不愿接受这一现实，所以作出重大战略调整，集中力量对付中国。另一方面，美国推行金融资本全球化所产生的贸易赤字、债务危机和制造业空心化，使就业率不断下降，贫富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美国政府正千方百计寻找借口，转移矛盾，让其它国家特别是让中国为它买单。他们从美国私利出发，挥舞单边主义大棒，以贸易逆差、知识产权、国家安全为由，通过加征关税、反对《中国制造2025》、打压华为等高科技企业等对中国极限施压，是美国打响了中美贸易战，中美贸易战损害的不仅是中国利益，还损害美国利益，也损害全世界利益。

美国与中国是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两国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的40%，两国的进出口贸易占全球贸易总额的23%，中美贸易战的经济后果必然影响全球经济复苏，也可能形成成本推动型通胀，中美贸易战虽然表面上是中美之间的直接对抗，实际上关系到产业链上下游的众多国家，比如韩国、日本和德国等上游生产国，还有下游的许多消费国。因此，中美贸易战，加上美国对欧盟、日本、印度、墨西哥等国加征关税，实际上触发的是国际贸易的世界大战，扰乱和撕裂的是全球产业布局和供应链结构。

打中美贸易战，没有赢家。中国会失去一部分美国市场，GDP的增速会有所减缓，但中国是一个内需发展型国家，改革开放40年来，有28年消费是国民经济第一拉动力，有12年投资是第一拉动力，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很低，且中国已形成了进出口贸易多元化的格局，有220多个贸易伙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新兴市场的份额逐步增加。特别要指出的是，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不仅有14亿人口的消费市场，更有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与农村振兴强大的投资市场。没有哪个国家愿意丢失中国市场，美国也一样。

美国为什么一定要打以中国为主要目标的贸易战呢？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通过打中美贸易战压制中国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压制中国科技、工业的发展，压制国有企业的发展，削弱中国日益增强的国际影响力。

第二，通过扰乱世界贸易体系，扰乱全球供应链体系，抢占世界市场，重构一个有利于美国的新国际规则与国际秩序。

第三，寻找借口转移国内矛盾。全球金融危机出自美国，美国自身矛盾重重，美国必须寻找借口，制造“中国威胁论”，终极目标是让大家为美国的债务买单。

2020年1月15日，经过多轮的艰难谈判，中美达成了第一阶段协议，让全世界看到了一道曙光，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在新的时代尤其如此。但美国会不会不讲信用，在第二阶段谈判中出尔反尔，只能坐观其变。

在以中美贸易战为主战场的世界贸易大战中，对中国供应链与全球供应链造成了巨大冲击。美国政府逆经济全球化而行，不顾已建立的全球供应链体系，对中国通过政府行为加征关税，使供应链运行成本大大提高，迫使跨国公司调整中国供应商或把生产基地从中国外迁；对华为等一些高科技企业采取断供措施，要求盟国联手与华为5G分割，极限使圧，用政府强制行为设置企业与产业供应链风险。供应链本来是一种企业行为，是一种市场经济的优化配置，但美国政府挥舞行政大棒，对全球供应链规则实行野蛮的践踏，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造成极大危害。

（二）抗击新冠肺炎病毒保卫战

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病毒在全球大爆发，中国首当其冲，它对人类本身，特别是对全球经济将造成巨大影响，对中国供应链与全球供应链造成巨大冲击，其冲击度之大实属罕见。

这次新冠肺炎病毒，其传播速度之快，感染范围之广，防控难度之大，在新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中国被迫采取武汉封城，工厂停工，服务业关门，交通管制，老百姓居家生活，这是一种特殊时期的社会与经济运行模式，如何快速打赢这场阻击战，尽快复工复产，从中央到百姓都知道它的份量，能否打赢这场阻击战，并恢复经济的快速发展，全世界带着不同的心态观望着结果，在某种意义上讲，这将决定中国的命运。在这历史关键时刻，习近平亲自部署、亲自指挥，倾全国之力，打响了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中国保卫战，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战争，这场战争气壮山河、惊心动魄，用了仅三个月时间，就取得了阶段性重大胜利，中央不失时机的又做出部署，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全面恢复生产。

这场抗疫战争，充分说明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经受住了这场大考，锤炼了全民的意志，在全世界赢得了声誉，但我们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疫情巨大冲击下，1-2月投资、消费、净出口近30年以来首次同时出现负增长，疫情对我国经济产生的冲击超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全年经济增长目标或难以实现。

2月制造业PMI为35.7%，创历史新低，其中生产指数27.8%、从业人员指数31.8%（低于2008年次贷危机时期），新订单指.数29.3%、新出口订单指数28.7%，回落幅度超出市场预期。非制造业PMI，受居民居家隔离的影响，降至30.1%，较前值下降23个百分点，创2012年统计数据以来最低值。建筑业PMI下降至26.6%，较前值下降23.1个百分点，创2008年以来最低值。

1-2月份，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13.5%，凡是产业链条较长的行业，生产受上下游生产商的影响较大，工业增加值下滑更为显著。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下降24.5%，基建、房地产、制造业三大行业投资均大幅下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20.5%，剔除价格后实际同比下降23.7%。进出口总值5919.9亿美元，同比下降11%。其中，出口2924.5亿美元，同比下降17.2%；进口2995.4亿美元，同比下降4%，进出口贸易从去年同期顺差414.5亿美元，变为贸易逆差70.9亿美元，主要是国内疫情导致停工所影响。出口下降之大，是1995年以来仅高于2009年2月以及2016年2月的第三低值。从出口商品看，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下降最为显著。对比2003年非典期间，本次疫情对出口的影响更大。分国家看，对美国（-27.7%）、欧盟（-18.4%）、日本（-24.5%）、韩国（-18.6%）以及东南亚联盟（-5.7%）均出现下降，对美国、日本出口增速创1995年以来同期最低值。

3月，随着国内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国家采取了一系列调控措施，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努力将疫情对经济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特别是保证全球供应链的稳定，但一季度，GDP负增长6.8%，投资同比下降16.1%，消费下降19.0%，外贸下降6.4%。形势十分严峻。特别是国外疫情快速恶化，到3月底，已扩散到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确诊病例已超过100万，4月中旬已超过200万，对人类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对全球经济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压制生产与需求的上升，严重冲击着中国与全球的进出口，全球供应链遭受严重打击。这时，本应世界各国团结合作，共同抗疫，但美国的一些政客大唱反调，把疫情政治化，明知世界卫生组织早有决议，不能用地名或国名称呼病毒，但他们仍把新冠肺炎病毐称为“中国病毒”、“武汉病毒”，向中国甩锅，抹黑中国，美国政府正利用这一借口，到处煽风点火，妄图发动一场新的攻势，圧制中国，我们必须高度警惕。

二、供应链形势

世界出现了供应链危机，而且是前所未有的危机。中国已是全世界制造业中心，是全球供应链重要枢纽，在中美贸易战与新冠病毒的双重挟击下，形势如何？

2012年2月，美国奥巴马总统签发了《全球供应链安全国家战略》（以下简称《战略》），《战略》设定两个目标：一是促进商品的高效和安全运输。强调商品在进出口贸易中的物理安全和网络安全。二是培养一个有弹性的供应链。建设一个准备应对且能承受不断变化威胁和危害，并可以从中断中迅速恢复的全球供应链系统。

 综观《战略》全文，我们可以发现，《战略》的核心，一是“安全”，另一个是“效率”，正如文中所述，“我们拒绝接受安全与效率之间的错误选择”。“安全”是美国国家核心利益，凡威胁到美国的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网络安全、航行安全等等，都要倾全国之力，借全球之力，为捍卫“安全”而战。《战略》非常明确，美国要建立的是“全球供应链系统”，这个系统必须是“稳定、安全、高效和有弹性的”。美国还认为，“确保全球供应链系统，就是确保世界各地人们的生活和全球经济稳定的整体全面安全”。“效率”则是确保美国在各方面走在世界前面的法宝，生产效率、市场流通效率、运输物流效率等等“永远第一”，随之而来的是囯际经济的治理权、话语权。把“安全”与“效率”赋予供应链，因为供应链强调的是资源整合，流程优化，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形成利益共同体与责任共同体。

   为了实现《战略》要求，美国强化了全球供应链系统风险的识别与评估，加强运输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输透明化技术研究，推进信息共享与智慧供应链发展，强化国内标准与法律规范，並推进全球供应链治理结构改造，特别是贸易便利化与区域经济合作，加强全球资源整合。成立了跨部门的全球供应链工作小组，每年向总统提交工作报告，提出新的建议。国防与情报部门专门成立全球供应链风险评估组织。商务部成立了40人组成的全球供应链竞争顾问委员会。美国从其国家利益出发，把全球供应链安全提到了战略高度。

 2017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积极推进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的指导意见》，中国把供应链上升到国家战略。明确提出了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国家安全，指出“推进供应链全球布局，加强与伙伴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合作共赢，有利于我国企业更深更广融入全球供给体系，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落地，打造全球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建立基于供应链的全球贸易新规则，有利于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保障我国资源能源安全和产业安全”。2019年11月5日，习近平在第二届上海进口博览会开幕式演讲中指出，“当今世界，全球价值链、供应链深入发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国经济融合是大势所趋。”“坚决反对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不断削减贸易壁垒，推动全球价值链、供应链更加完善，共同培育市场需求”。中国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出发，把确保全球供应链安全提升到了新的战略高度。

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与作用，存在的问题与软肋可以从中国与世界各国产业的融合度、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中国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来加以分析。

（一）中国与世界各国产业的融合度

当前中国建立起了涵盖41个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的完整工业体系，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2010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首次超越美国，已经连续多年稳居全球首位，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占居世界第一。这为中国参与国际竞争、提升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国入世后，全球供应链逐步演化为一个“金三角”：一角以欧美日韩为中心，提供高技术和关键核心零部件；一角以中国和东盟为代表，以加工组装和基础零部件制造为主；一角以俄罗斯、澳大利亚、中东及南美为代表，主要从事能源、原材料产业。这个“金三角”中，中国日益成为全球的制造业中心，全球供应链不可或缺的重要节点。麦肯锡2019年分析了186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发现65个国家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地是中国。麦肯锡选取了20个基础产业和制造业，分析在这些行业中，世界各国对中国的消费、生产和进出口的依存度。其结论是，“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在相对下降，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却相对在上升”。例如，在电子、机械和设备领域，中国的角色既是供应方，也是市场。中国在这些领域占全球出口总额的17%-28%，占全球进口总额的9%-16%。在轻工领域，如纺织和服装，全球各国高度依赖中国的产出。中国占据了全球纺织和服装出口的40%，家具出口的26%。

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估计，2000年至2017年期间，全球与中国的经济联系扩大了两倍。世界银行称，2000年中国仅占全球贸易的1.2%，2018年该比例达到三分之一。在亚洲，同期中国的贸易占比从16%上升到41%。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上升，则表明中国作为消费市场、供应方和资本提供方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中国贡献了全球制造业总产出的35%。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尽管目前中国在全球家庭消费中的占比仅为10%，但在2010-2017年间，中国贡献了31%的全球家庭消费增长额。另外，在汽车、酒类、奢侈品、手机等许多品类中，中国都是全球第一大市场，约占全球消费总额的30%以上。中国在2015-2017年间是全球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的来源地和目的地。2018年底，在华外资企业约60万个，活跃的是40万个，分布从制造业到服务业几乎所有的统计门类，其中最多的是制造业，超过14万个。

（二）中国的外贸依存度

对外贸易依存度又称为对外贸易系数，是指一国的进出口总额占该国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其中，进口总额占GNP或GDP的比重称为进口依存度，出口总额占GNP或GDP的比重称为出口依存度。对外贸易依存度反映一国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是衡量一国对外开放程度的重要指标。

50年代，中国对外依存度在10%左右，到1971年降至4.98%，这是那个年代帝国主义封锁和我们强调自力更生的结果。70年代后期又恢复到10%左右。改革开放后，对外依存度波动上升，1985年突破20%，1991年突破30%，1994年突破40%，2003年突破50%，2004年接近60%(59.76%)，2006年达到峰值66.52%，后逐年下降，2012年降到了50%，主要是由于大量的加工贸易随着成本上升转移出去，以及产业升级、技术进步的结果。近几年的贸易依存度基本在30%左右，2018年为33.9%，2019年为35%。中国产业链和供应链已在全球布局。

但我们很清楚，中国作为第一大进出口贸易国，从原材料、中间品到高技术产品还需大量依靠国外。

据第68版《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统计，2018年，中国占全球能源消费量的24%和全球能源消费增长的34%。中国连续18年成为全球能源增长的最主要来源。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油气进口国。2018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达72%，为近五十年来最高；天然气对外依存度为43%。

2018年，中国粮食产量已经突破13000亿斤，水稻、小麦、玉米三大谷物自给率保持在98%以上。但是，我国每年还要进口超过1亿吨的粮食，大豆对外依存度更是超过80%。

2017年中国进口铁矿石10.74亿吨（2018年为10.38亿吨），对外依存度为89%。

高科技产品许多仍依靠进口，如半导体产品、航空航天及其零部件、机械设备、化工产品、汽车零部件、医药医疗机械等等。华为是世界领先的高科技企业，它在全球的供应商就有1.3万家，99家核心供应商中有33家在美国，2018年全球采购额超过700亿美元，三分之一来自美国。

（三）中国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

世界银行把决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因素分为四类：要素禀赋、市场规模、地理、制度。对于要素禀赋来说，最重要的是拥有大量的低成本劳动力，这样才能吸引到足够的外商直接投资。对于市场规模来说，大型经济体有能力建立完整的产业链，避免中间品反复进出口带来的成本，而采用更自由化的贸易政策能够提高市场规模。对于地理来说，更靠近全球贸易网络枢纽(如中国、德国、日本、美国)的国家或地区更有可能参与全球价值链，物流成本的降低有助于提高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对于制度来说，单边与多边的贸易协定以及对外开放水平有助于提升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因此，单个因素(如关税、劳动力成本)不能唯一决定某国、某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

一个国家的出口值加值（GVC）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国外增加值(FVA)和国内增加值(DVA)。后者又可以进一步分为三个部分：出口到第三国的国内增加值、用于外国最终消费的增加值、重新进口本国再出口的增加值。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部分被称为后向参与度，出口给进口国、再由进口国出口到第三国的增加值部分被称为前向参与度，两者之和被定义为全球价值链参与度。

根据麦肯锡分析，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顶点是在金融危机前：2008年世界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为61%，较1990年的48%上升了13个百分点。金融危机后，世界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下降，2018年为57%。

2018年，中国GDP占全球的15.8%，出口占全球的10.6%。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为45%，低于世界的57%。其中前向参与度为32%（1990年为23%），后向参与度为13%（1990年为6%）。可见，中国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更多地偏向于出口中间品，由进口国再出口至第三国。从2018年的国际对比来看，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在全球主要出口地区中处于中下游。

从以上三个“度”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当前的中国，已融入世界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国是供应链的供方，也是供应链的需方，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世界对中国的依存度在提升，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

（2）中国已是全球供应链重要枢纽，在任何情况下，供应链断裂将是致命性的。确保全球供应链的开放、稳定、安全，就是确保中国经济的开放、稳定、安全，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还有很多发展空间，存在巨大潜力。

（3）中国是全球制造业大国，但还不是制造业强国，对全球价值链创造的参与度不足，如何提升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增強核心竞争力，是对中国经济的一场大考。

如果说，中美贸易战已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巨大冲击，那么，新冠病毒在全球蔓延对全球供应链是雪上加霜。无数企业正在遭受停产、关门、甚至是破产倒闭的威胁。全球的需求受挫，新订单疲软，供货受阻，生产波动。跨国公司调整供应链结构，引发全球产业链重组，引发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变革，这对中国供应链是严峻挑战，也是重大机遇。中国应做好企业、产业、城市、国家层面的供应链战略顶层设计，分类施策，推动供应链再造和智慧化变革，变危机为机遇。

三、中国对策

如何应对全球供应链危机，确保中国供应链与全球供应链的开放、稳定、安全，是一篇大文章。

（一）把供应链安全列入国家安全战略

2017年10月5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积极推进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7〕84号），供应链作为一种新理念、新技术、新模式被广泛接受，已经成为产业及经济的新型组织形态、商业模式和政府治理方式创新，许多企业、产业、城市积极探索，成为经济转型发展的新动能，供应链试点企业、试点城市取得了可喜的阶段性成果。在供应链的创新与应用中，如何确保供应链安全，一直是供应链体系建设的重点，特别是中美贸易战与新冠病毒的全球性大爆发，使国内外供应链受到冲击，如何建设一个开放、稳定、安全的供应链体系已成为一个必须解决的战略重点。

美国是把供应链列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首创者。为了应对自然灾害和恐怖主义对于国防安全存在的威胁，同时维护美元在国际市场中的绝对地位，继续在国际贸易中保持大国优势，促进美国经济繁荣发展，美国最早将供应链管理上升为国家战略。其供应链安全政策主要聚焦于国防安全、民生安全等重要领域的关键产品和战略资源的供应等。

2007年，美国发布《加强国际供应链安全的策略》，2011年发布《美国及欧盟供应链安全联合声明》，2012年发布《全球供应链国家安全战略》，2013年发布《全球供应链国家安全战略实施计划》，2015年发布《白宫供应链创新计划》，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公布其任内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18年9月20日，特朗普发布上任后的首份《国家网络战略》，2019年7月，美国国防部依据《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制定《国防部数字现代化战略》，2019年8月发布了《供应链安全战略》。美国强调需要建立一个弹性的全球供应链系统，使之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条件，经受并迅速从被破坏的状态中恢复过来。美国关于针对特定威胁或关键基础设施领域的许多弹性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例如开发能够抵御网络威胁或其他干扰的信息技术系统、电力和能源供应链等。美国各部门和机构定期与国会接触，通过制定法律法规，保障在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的同时确保供应链系统安全。

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积极推进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的指导意见》明确，供应链是落实新发展理念的重要举措，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是引领全球化提升竞争力的重要载体。推进供应链创新发展，有利于加速产业融合、深化社会分工、提高集成创新能力；有利于建立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合作共赢的协同发展机制；有利于建立覆盖设计、生产、流通、消费、回收等各环节的绿色产业体系；有利于加强从生产到消费等各环节的有效对接，降低企业经营和交易成本，促进供需精准匹配和产业转型升级，全面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有利于我国企业更深更广融入全球供给体系，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落地，打造全球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有利于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保障我国资源能源安全和产业安全。

当前的国内与国际形势，中国必须有自已的全球供应链安全战略。什么是供应链安全？供应链安全是指供应链计划、研发、采购、生产、销售、服务、回收等全过程、全方位，通过脆弱性识别与风险管控，将其受到威胁、损失或中断的风险，降低并保持在可接受水平的韧性与弹性状态。造成供应链不安全，既有内部主观因素，也有外部客观因素。内部因素主要来自：（1）企业缺少供应链能力，纵向与横向资源整合度低，环节多、周转慢、效率低、信用差、缺人才、成本高，随时可能被挤出供应链系统。（2）产业链不完备，缺少自主知识产权，缺少市场拓展能力，缺少战略资源与战略资本，产业集中度低。（3）对外依存度过高，特别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4）国内市场吸引力減弱。（5）国家政策调整。外部因素主要来自：（1）一些国家实施歧视性贸易、投资、技术、人才、信息管制。（2）用国内法代替国际法，使正常经济活动中断或受阻。（3）严重自然灾害以及突发性国际公共卫生亊件，工厂停产，供需“断链”。（4）网络攻击及恐怖袭击。（5）局部战爭以及地缘政治改变。

供应链安全风险有的是可控的，有的是不可控的。所以，无论是企业供应链，还是产业、城市、国家供应链客观上就存在一种脆弱性，所谓供应链“脆弱性”是指由于种种内外因素对供应链遭受不利影响及可能破坏的性质，这是所有供应链的客观存在，差异的是“脆弱性”的程度不同而己。

供应链安全是一个广义概念，主要是企业与产业安全，也涉及到国家的经济安全、贸易安全、技术安全、国土安全、运输安全、网络安全、金融安全、能源安全、生态安全、食品安全、生物安全等等，是一个全方位的系统工程。在所有的安全中，企业供应链安全是基础，产业与城市供应链安全是重点，国家供应链安全是根本。但核心是供应链的物理安全与网络安全。物理安全指的是供应链基础设施、技术装备的安全，供应链上下游商品与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安全；网络安全指的是供应链网络中相关信息、数据的安全，包括软件与硬件安全。

怎么办？许多国家都提出要建设一个弹性与韧性供应链。供应链“韧性”是指供应链有足够强度的抗打击能力；供应链“弹性”是指供应链面对不确定性环境时，具有的快速应对、弹性恢复及可持续运行的能力，有一个能够承受意想不到的破坏并从中迅速恢复、具有弹性的系统。当某一路径被阻断可以找到第二个路径，当一个供应商缺失可以找到备份的供应商，也可从一种资源整合方式调整到新的整合方式。

2018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战与2020年的新冠病毒全球性爆发，确保全球供应链的开放、稳定、安全成了全球关注的热点，因此，供应链安全必须上升到国家战略，並制定顶层设计，落实组织措施。

（二）积极推进经济全球化进程

供应链是与经济全球化联系在一起的，全球化是供应链生存与发展的基础。社会分工在一个国家内部与国家之间发展，形成全球采购、全球生产、全球流通、全球消费的总格局。2019年11月5日，习近平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指出，“经济全球化是历史潮流。长江、尼罗河、亚马孙河、多瑙河昼夜不息、奔腾向前，尽管会出现一些回头浪，尽管会遇到很多险滩暗礁，但大江大河奔腾向前的势头是谁也阻挡不了的”。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的难题，没有哪一个国家能独自解决。为此，他提出三点倡议。笫一，共建开放合作的世界经济。当今世界，全球价值链、供应链深入发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国经济融合是大势所趋。第二，共建开放创新的世界经济。创新发展是引领世界经济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第三，共建开放共享的世界经济。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战，对某些高科技产品断供，其中一个主要目的，就是通过打乱中国的全球供应链来打压中国的经济发展。提高关税，断供，迫使许多外资企业离开中国，或到其它国家去寻到供应商，调整供应链结构，使一些美国企业回流到美国，实现再工业化计划。但实际结果並非美国政府所想象的那样，一个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在构建其供应链时，並不考虑单一因素，成本提升只是其中一个因素，还有营商环境、基础设施、技术装备、产业工人素质、配套体系、交通运输、市场容量、文化传统等诸多因素构成的，一旦形成优势，很难改变。大家看重的是服务于中国市场，“中国生产、中国市场”已成为丛林法则。

回顾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苏联解体以后，美国主导了经济全球化的推进。英国啟动了人类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第三次，皆由美国引领，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曾参与其中。全球治理体系初步建立，如联合国、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等。美国依靠强大的工业、军事、科技、美元、文化实力，称霸世界。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向多元化发展，美国的工业、金融、军事、科技、文化的霸权地位受到挑战，加上国内矛盾重重，为了摆脱困境，美国政府采取贸易战、退群等办法来扰乱世界。

从西方经济学的任何一个角度看，美国不可能放弃和真正反对全球化。事实上，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第一大消费国，必须大力推行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毁掉全球化就相当于毁掉了美国的根基。只有依靠全球贸易和投资体系，美国才能源源不断的从世界各国攫取收益，以供养昂贵的民主福利体系。

（三）坚持全球命运共同体理念

在美国挑起全球贸易大战，脱群，到处煽风点火的关键时刻，习近平一直提倡与坚持全球经济命运共同体与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2020年3月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上，习近平指出，“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才能在出现攸关全人类命运的时候团结一致，同舟共济，合体共赢，运作的模式就是供应链，因为供应链是一种全新的组织方式，一种分工合作的治理结构。

首先要界定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什么是涉及全人类命运的，联合国主持下的可持续发展计划大都涉及到了，比如贫富差距、气候变暖、恐怖主义、粮食危机、生化武器、贸易公平、全球公共卫生亊件等等，这些问题，不是靠那一个国家能解决的。就公共卫生事件来讲，除了具有成因复杂、发生突然、感染面广、治理较难等一般特征外，还具有后果危害大的特点。1918年暴发的西班牙大流感导致2500万至4500万人死亡，这个数字远远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的1600万人的死亡人数。即便到了21世纪，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仍然能够导致大量人员死亡。2014年的埃博拉疫情使利比里亚、塞拉利昂等国家失去了一半的工作岗位，丧失收入的民众纷纷走上街头并引发社会骚乱。真实世界面临的威胁，并不比想象中的世界危机轻松。全球化时代，人类面临的共同风险和挑战日益严峻，生物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全世界、全人类面临的重大生存和发展威胁之一。眼下这场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波及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正演化为一场全球危机，威胁世界人民生命和健康安全，冲击全球政治、经济、社会版图。危难关口，人类只有克服自私狭隘的冲动，凝聚合力，携手抗疫，才能去守护共同家园，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其次，要明确谁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运作主体？很清楚，是全人类。但全人类生存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历史背景不同，文化渊源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国家制度不同，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各种矛盾交叉复杂，这是一个现实世界的真实。但自然界是多元的，因为多元，地球才精彩纷呈，人类界也是多元的，因为多元，全世界才充滿活力。社会发展规律、自然发展规律、经济发展规律，使全世界在矛盾的对立统一中生存发展，共同利益维护着人类家园。现在有些国家从本国的局部利益、短期利益，伤害其他国家的利益，伤害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这样必然加剧矛盾和冲突。

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在超越国家与区域界线、超越经济利益考量和科学技术竞争、超越文化价值观念冲突等的基础上，才能得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基于各个国家、各国民众的共同命运所构建的共同体，它所关乎的是人类作为物种的存续和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的问题，所关乎的是人类的整体利益、人类社会的长远利益。共同建设一个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新时代国际新秩序。

（四）快速打赢病疫与灾害抗击战

在发生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与公共卫生亊件时，政府首要任务是救援，人命关天，把人员的损失減到最小。第二位的是尽快恢复生产、恢复生活。这次新冠肺炎病毒，党中央提的是全民抗战，打一场阻击战、保卫战。在抗疫取得实质性胜利时，及时提出要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更有针对性加大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力度，更有效应对疫情对经济运行的影响。用最短的时问快速打赢这场抗疫阻击战，尽快复工复产，己经成了确保中国全球制造业中心，全球供应链重要节点的经济战略保卫战。

就汽车产业来讲，全球80%以上的汽车零部件和中国制造相关。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9年在中国的汽车零部件企业出口额超过600亿美元，其中外资企业在华子公司对外出口占40%。这些跨国零部件一直在加大中国工厂“一处水源供全球”的力度。而疫情重災区湖北，是中国四大汽车生产基地之一，也是零部件企业，汇聚之地，上游供应链企业超过百家。产值占中国汽车产量8%，数千家零部件供应商分布在此，为全球供货。仅以武汉东风大道为例，就聚集了近2万家企业，营收总和达到万亿级。包括7家整车企业，12个汽车总装工厂，500多家零部件企业，每年汽车产量过百万。加上上海、广东、重庆、浙江等地，占据全国汽车产量的三分之二以上。疫情使这些企业停工停产，使这些零部件首先在中国中断，进而加剧了国际汽车制造的震荡。

《日本经济新闻》数据显示，2018年日本来自中国的汽车零部件进口额约为3470亿日元，相当于“非典”爆发时候的约10倍，由于许多产品无法替代，新冠肺炎使丰田、本田等企业受到重创，有的正在考虑把中国供货产能转移到第三国。如果不能及时复工复产，德国、美国、韩国汽车行业也无法置身事外。

从国家来看，供应链不同环节对中国依赖程度较高的国家会受到较大影响。虽然德国的汽车生产环节并没有严重依赖中国的供应，但其终端销售与中国市场联系密切，增量部分几乎全部来自中国。由于疫情直接导致汽车销售锐减，德国的汽车行业因此会受到冲击。在半导体产业链上，日本和韩国更多分布在供应链的上中游，而中国则更多是供应链的中下游，来自中国需求的短期减少给日本和韩国相关企业也带来直接的影响。而依赖于中国供应中间产品的国家，如越南，一些企业则直接面临了生产停滞的风险。澳大利亚近40%出口产品销往中国。澳大利亚的必和必拓表示，如果到3月底疫情还未得到控制，该公司预计将下调对大宗商品需求增长的预期。

扰乱与打击中国的供应链，这是美国政府梦寐以求要做的亊情。2018年10月份出台的《美国制造业供应链弹性与脆弱性》报告中，详细地指出了中国供应链对美国工业的所谓损害，导致将近300种漏洞。美国随后就会通过各种措施，把这些漏洞给一一堵上。中美贸易战是，新冠肺炎病毒也是，美国正在寻找一种腐蚀的力量，侵蚀中国制造的集群优势，削弱中国供应链的护城河。中国美国商会在2019年5月对会员企业进行的调查显示，为了应对美国对中国提高关税的影响，美国公司越来越多地采用“在中国，为中国生产”的战略（35.3％），或推迟和取消投资决定（33.2％），约39.7％的受访者正在考虑将制造工厂迁至中国境外。叠加美国政府圧力与新冠病毒的影响，产业链与供应链重组难于避免。所以，现在新冠肺炎病毒在全球流行，内外同时掐脖子，供应链波动，加重了经济的窒息效应。中国面对的任务，不是战胜病毒那么简单，而是争分夺秒战胜，以尽快解除内外同时勒在经济上的绳索。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断的时间越久，就是给西方足够的时间，去做中国在世界产业链和供应链中枢纽作用现实替代性的压力测试。一旦转移替代形成，我们很多行业三十年制造业基础就会受損。所以，及时全面复工复产就成了当务之急。《财富》杂志认为，世界 1000强企业中有94％经历了新冠病毒带来的供应链中断。许多观察家认为，如果疫情造成的停工拖延到3月以后，将会造成供应链的长期错位，产业链、供应链重组，中国作为供应链重要一环的地位就会遭到冲击。结论是：中国必须与时间赛跑。

（五）夯实基础，苦练内功，提升国内供应链能力

确保国家供应链开放、稳定、安全，做好我们自己的事，夯实基础，苦练内功，提升国内供应链能力是基础，是关键，是圧舱石。

（1）打造企业韧性、弹性供应链

什么是供应链？供应链目前常用两个定义，一个是《物流术语》国家标准，“供应链是生产与流通过程中涉及将产品与服务提供给最终用户的上游与下游企业所形成的网链结构”，另一个是2017年的国务院办公厅84号文，“供应链是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以提高质量和效率为目标，以整合资源为手段，实现产品设计、采购、生产、销售、服务等全过程高效协同的组织形态”。两者是一致的，从网链结构到组织形态是一个提升。从定义我们可清楚看到，供应链是企业的灵魂，经济学家樊刚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全球供应链战略已成为跨国公司的头号战略，优化供应链管理已成为成功企业的重要标志，实施与不断优化供应链管理也已成为中国企业的必然选择”。2018年，《财富》杂志公布的世界500强企业中，前25位有5家中国企业，前100位中有22家中国企业，但由Gartner公司每年公布的全球供应链25强中，中国没有一家，在100强排名中，中国企业进入的只有3家，即联想（26位）、华为（35位）、海尔（41位）。在供应链管理领域，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差距，我们必须急起直追。所以，要制定与完善企业供应链总体方案，不断提升企业自身的供应链韧性与弹性，全面开展供应链安全评估，增强免疫力。要根据国内外情况的变化，优化上下游供应链结构，创新商业运作模式，科技赋能，增长内在动力。

（2）推动产业供应链智慧化变革

中国己经形成完整的产业体系，是全球制造业中心，全球供应链重要节点。农业、制造业、流通业、建筑业、金融业、能源业、通讯业等等，要在产业链前端的科研与知识产权，已及后端的市场拓展与话语权上下功夫。对在国际上领先的优势产业以及有关国计民生的重点产业要制定专门规划组织实施。在受到供应链安全风险冲击时，防止发生供应链成员过多的转移替代，造成产业重组中的高成本。要打造中国特色的供应链营商环境，在三方面发力，一是在基础设施、技术装备、产业工人素质、配套体系、交通运输、市场容量、海关效率、知识产权、跨境电商、文化传统等诸多因素施策，实现从成本、资源躯动型供应链向效率躯动型供应链、资本躯动型供应链、价值躯动型供应链与市场躯动型供应链转型发展。二是要在生产能力与市场潜力上下功夫，形成国内生产与消费两大市场，市场足够大，是产业供应链安全的重要保障。三是除一些战略资源保持较高对外依存度以外，对大部分高端产品大幅度降低对外依存度，通过科技攻关，实现进口国内替代。世界银行每两年发布的《全球供应链绩效指数》，2018年中国排26名，这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在海关与边境管理清关的效率、贸易与运输基础设施的质量、安排具有竞争性价格货运的便利性、物流服务的竞争力与质量、追踪与追溯货物运输的能力、货物运输在既定或预期交付时间内的到货率等六大指标中，中国的软肋特别明显，我们必须老老实实承认这一点，定时定质赶超世界水平。

（3）夯实城市供应链安全体系

在互联网与物联网时代，人们开始研究与打造智慧城市，规划设计智慧化、数字化、绿色化、弹性化城市总体方案，实际上一个城市的管理，是“五流”即商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人文流等各种资源的优化组合，以实现发展模式、产业结构、空间布局、运作流程的最优化。经济学家波特提出，城市竞争力的发展有四个阶段。即生产要素导向阶段、投资导向阶段、创新导向阶段和富裕导向阶段。中囯城市基本处于投资导向阶段，有些城市已向创新导向转移。城市的情况千差万别，城市供应链战略有共性，更有个性，正因如此，形成了不同的城市水平与风格。

每个国家都以中心城市或城市集群为经济纽带，以带动全国经济，包括“三农”的发展。城市运作如何至关重要。2018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为59.58％，根据国际经验，城镇化达到70％才稳定下来，城镇化过程中，交通、教育、医疗、住房、老龄化、就业、恩格尔系数、物价等等都要统筹，特别是发生自然災害和突发公共卫生亊件打造应急体系，这是一个全方位的供应链协同。不仅涉及经济发展，也涉及社会发展。不仅涉及到城市内部资源整合，也涉及到与外部城市以及城乡资源的整合。

（4）完善与再造国家供应链

——建设应急供应链大协作平台

完善应急供应链保障体制与法律法规，使应急供应链保障在体制机制、指挥流程、协同机制、职责分工上有法可依，使军、地、政、企在力量与资源融合上有操作标准，.使各利益相关主体的责权利清晰可追溯；建立国家应急物资保障大数据平台，全面提升应急物资保障的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加强应急物资储备体系建设。推动应急物资储备专业化与社会化的有机结合，建成国家、地方、军队、企事业单位甚至家庭的一体化储备体系；加强应急物流网络建设，充分发挥铁路、公路、航空、水路、邮政快递、仓储配送的比较优势，促进彼此有效衔接、互为补充，形成组合优势，构建立体、综合、现代的应急物流网络；加强应急供应链体系的技术支撑，探索构建区块链化的灾害应急体系，大幅度提升灾害恢复的效率和效益。

——强化数字供应链新基建

提升国家供应链竞争力，是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之一。这次与新冠肺炎病毒，暴露不少技术短板，供应链系统软实力的基础设施投入不足，集中度低，碎片化严重。所以，要加大对供应链全球竞争力提升的5G.、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信息追溯等加大投入，安排一批重大研究与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国家物流枢纽建设，扎实推进供应链创新中心建设，形成综合运输体系，实现供应链硬件与软件的系统升级，最终实现供应链的数字化。

——以“一带一路”供应链为载体，探索全球供应链治理新模式

全球供应链是一种新型的国际关系，是一种新型的国际治理模式。经济命运共同体与全球命运共同体是全球供应链所追求的目标。而“一带一路”是全球供应链的有效探索，实践己充分证明，“一带一路”受到沿线各国的广泛欢迎并已取得实质性的推进。

要明确提出“一带一路”供应链的概念，不仅关系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科学运作，更要贯彻开放、高效、稳定、安全、绿色的理念，真正做到优势互补，合作共贏。

——把握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打造名副其实的全球供应链枢纽

市场足够大，是产业供应链安全的重要保障。要利用国内巨大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市场，吸引发资外商，做大做强全球供应链重要节点；要利用好“一带一路”通道与经济带建设，扩大经济合作规模。中国是全球最大也最有潜力的市场，一看进出口贸易总额，2019年为45753.0亿美元（31.5万亿人民币），其中出口24984.1亿美元 ， 进口20768.9亿美元  中国是世界第一大进出口贸易国；二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19年为41万亿人民币，是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三看全社会生产资料销售总额，2018年为73万亿人民币，是全球最大的大宗商品市场国。这三组数字反映了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也是打造全球供应链的最大吸引力。

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期，特别是这次新冠病毒在全球大爆发，将对世界发生重大影响，世界会发生什么变化我们要有充分准备，有“预”的思维，“防”的戒心，“备”的充分，未雨绸缪，打有准备之仗。毛泽东是一个伟大战略家，他留给我们许多智慧，古代的《孙子兵法》，给后人留下取之不尽的财富。中国虽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大国，但不是强国，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需要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中生存与发展，与世界各国共建经济命运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冠病毒在全球蔓延，一定会加大全球经济下行圧力，2020年会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增长最低的一年，也有可能出现负增长。经济全球化迟缓，甚至出现萎缩。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组，治理结构出现重大调整，在这一历史性时刻，美国与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与第二大经济体，是选择合作还是对抗，关系到世界的命运。中美关系主导着全球关系，发展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关系是一种大国担当。全世界各国领导人也有足够的智慧稳定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局。

                        2020年4月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

2.魏际刚、刘伟华：《疫情全球冲击下中国供应链危与机》

3.王国文：《疫情对中国供应链的影响和冲击》

4.王微：《加快新基建设施建设推动供应链复苏与智能创新》

5.光大证卷研究报告《疫情宏观分析系列》

6.《联合宏观信用观察月报》（2020年2月）

7.丁俊发：《供应链模式下的经济命运共同体》（2020年《供应链管理》笫一期）

8.麦肯錫全球研究院：《中国报告：中国与世界经济联系正在悄然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