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小涓：以数字政府建设支撑高水平数字中国建设

就在三天前，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闭幕。这次全会是一次具有全局性、历史性意义的重要会议，重点研究“十四五”规划问题，描绘国家未来发展蓝图，明确前进方向和奋斗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学习、贯彻、落实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是我们的重要政治任务，也是我们学会科研工作的重要指引。

全会对党和国家各方面工作做了全面部署。其中提到，要坚定不移建设数字中国。应该认识到，数字中国建设并不是一个单项任务，是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全面性影响的重大部署，能够助力、支撑和引领多项重要工作。比如，五中全会要求，十四五期间，要在质量效益明显提升的基础上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增长潜力充分发挥，国内市场更加强大。数字消费将能够有效扩大国内市场规模，广泛挖掘增长潜力并创造新的增长空间。再比如，五中全会要求，十四五期间，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高，数字文化建设、数字公共服务的壮大和发展，都将显著提升政府服务的效能、水平与普惠性。

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将是一项全面和长期的任务。下面，我从数字经济和数字政府两个方面，谈几点学习体会和思考。

一、数字经济支撑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

我们从四个全面助力的角度理解数字经济与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的关系。

首先，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的主线，数字化消费与生产将全面助力。一方面，数字化消费将向新领域延伸，创造高附加值的新消费形态。数字学习、数字医疗、数字文化、数字传媒，以及智能家庭居住、智能个人穿戴、智能交通出行等，都将较快发展。另一方面，数字化生产将加速发展，从生产管理数字化、企业运营数字化到全产业链数字化，全面提高生产的质量和效率。精准制造还能减少生产过程中的原材料、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推动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第二，经济体系优化升级是十四五的明确目标，数字融合将全面助力。长期以来，我们在制造业和服务业谁更应该优先发展这个问题上有过困惑，如何在以实体经济为着力点和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数字时代，两者很大程度上是融合发展的，三次产业相互内置形成新的产业形态。智能制造系统和智能农业系统都是典型，能实现人、设备、产品、服务等要素和资源的相互识别、实时联通、促进生产制造和多种生产性服务紧密结合，创造新的跨界产业生态圈并提高效能。

第三，提高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是十四五时期的重要任务，数字化网链将全面助力。这次疫情中，许多企业的产业链出现断裂问题，数字化平台能够聚合产业链上多环节多种类企业和多种生产要素，为各方提供多种类型的交互机会。当原有的产业链断裂时，平台可以智能化地在供需双方之间进行匹配，迅速寻找替代或调整方案，快速补链接链。与传统的线下单点连结的产业链相比，数字化平台能形成多点连接的产业网链，使产业分工体系的稳定性安全性大大提高。

第四，产权制度改革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是十四五时期的改革重点，数字化资源配置将全面助力。在许多领域，数字化智能化的资源配置已经成为社会资源分配的重要方式。例如互联网银行以数据+算法进行风险控制，决定是否贷款，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金融资源的配置方向。再如，数字化制造资源和服务资源配置平台，连结巨量制造单元和服务单元，依需组织制造和服务，极大提高了生产组织的灵活性和效率水平。

二、加快数字政府建设，为数字中国提供引领和支撑

建设数字中国，市场是基础力量，政府要有效发挥作用，以自身高水平数字化能力支持和引领数字中国建设。

首先，要以积极有效的制度和政策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一要提供必要的应用场景。和外卖、网购这些消费不同，新的数字消费应用场景许多在公共部门，消费者期望能一站式获得数字健康、数字出行、数字学习、数字娱乐等全场景解决方案。如果庞大的公办教育体系、医疗体系和众多的政府及学校所拥有的文化体育场馆身处其外，新的数字消费就无法全面推进。政府要更新理念，积极稳妥地促进新的应用能够落地。二要推进高水平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将5G相关技术群以及跨界多场景融合技术“一揽子”纳入眼界，鼓励以企业为龙头、推进产学研合作创新。三要大力推动政府数据公开，政府部门积累了海量的公共数据，是一种典型的大数据。在对个人信息和商业机密等信息做适当处置后，要加快开放这些数据。现在政府正在大力推动数字政府建设，要立足信息公开、服务输出、数据开放的要求，统一数据开放标准和数据质量，让更多机构和个人能够挖掘和创造新的数据价值，产生经济和社会效益。

第二，要利用数字技术更有效调控经济和监管市场。在经济调控方面，利用数字技术能探知经济实时状况，并通过不同来源数据的交叉复现，把握事态真相。例如，疫情之后农民工返回就业地的实时情况，主要来自通讯数据平台和就业者密集的网络平台；各地复工复产情况特别是基本建设项目的进展情况，主要来自数字化工程机械平台的“挖掘机”指数，即这些设备的开机工作情况。这些数字指标不仅实时精准，而且能相互印证，可信度高。在市场监管方面，线下监管手段如审批、检查等过程，不仅成本较高、效率较低，还可能产生不作为、寻租和腐败行为。新的技术手段可以根据市场主体的多方面信息，筛选出需要重点跟踪的企业和产品，并与更多的已知信息进行交叉比对，识别出异常现象，及时发现那些违规违法可能性较高的市场主体，有针对性地加强监管，最大限度减少对依规依法企业正常经营活动的干扰。

第三，要提高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数字化水平。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人民群众对更加安全、更有秩序、环境优美的生存发展环境有更多诉求，公众对于参与社会事务有更多诉求。政府需要快速提升数字服务能力，百姓生活服务和企业商事服务能上线并尽可能上线，不断增加“一网通办”，“一站式”服务的事项，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要关注数字弱势群体，多措并举努力让他们能够加入发展过程中，共享数字红利和发展红利。

第四，要对数字技术应用进行有效监管。一是对代码、算法等数字技术的基本规则进行监管。现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广泛应用，机器学习能力快速增强，数据、代码和算法愈来愈多地决定着每位公民在信息方面的可知与不可知，在资源分配中的可得与不可得，在社会活动中的可为与不可为。数字技术如果被滥用，就会违背公共利益和社会价值观，例如因收入、地域、民族、宗教、性别等因素被机器“识别”而导致的各种歧视行为。因此，需要引导形成数字技术的价值遵循和基本原则，划出底线和边界并严格监管。二是在数字产业发展、数据权益分配和个人隐私保护等各方面把握好平衡。当前的突出问题，是要对个人隐私进行有效保护，明确数据企业的责任、数据权利的建构、数据治理规则的确立等。三是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治理规则的制定。我们是数字技术应用大国，数字产业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推动全球数字治理规则制定和应用，既是我们的发展需求，也是我们的发展责任，要平衡好我们自己的发展、安全和与世界共赢的关系。

各位来宾，再次感谢大家参加今年的会议，也希望大家继续关心、参加学会的各项学术活动。让我们共同努力，为推动中国公共管理学科建设、推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助力数字政府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江小涓，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会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本文系作者在中国行政管理学会2020年会上的致辞发言，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