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还在奔跑的1.1万人
曾召兵接到队长的信息,让他去配送一个特殊的单子。“我一看这买的东西就明白了。这是一个癌症晚期病人家属的单子,买的东西是排骨、西红柿、茄子、小米。我知道化疗的人什么都吃不进,就靠破壁机把所有的营养的东西打得很碎,所以我特别理解他买的这些东西。”
一线
在上海,34岁的外卖员曾召兵一度很想回家。
那一天是3月11日,上海市卫健委通报当天的疫情,5人确诊,78人无症状。增长的数字,意味着疫情正在悄然蔓延。曾召兵过年的时候留在上海跑外卖,他很想念家里13岁的儿子,但他打开手机上的购票软件,看了又看,就是下不了决心。从上海去四川遂宁市射洪县,先坐飞机,再倒长途汽车,路费其实一共才几百块,但如果回去,不仅收入中断了,还得让孩子跟着一起隔离。犹豫再三,他还是没能按下购票键。
当时的曾召兵不会想到,这可能是2022年春天他能回家的最后一个窗口期。因为24天后,官方宣布的感染人数从几十人增长到13354人,上海也将进入全域静态管理状态。跟他一起卷入这场疫情的,还有2500多万在上海生活的人。某种意义上,当他选择留在这座城市,就注定要和这座城市共同战斗。
在这场战斗中,许多人在默默贡献着力量。人们或许会注意到做核酸筛查的医疗工作者,注意到维持秩序的民警和社区工作人员,但少有人想到,在静态管理状态下的上海,是曾召兵这样的外卖小哥们,在维持着这座城市相当一部分的运转。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刘敏也在发布会上肯定:“外卖平台骑手是本次全市生活物资保供的重要力量,在保障市民生活需求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们像血液运送氧气那样,运送人们维持生活的必需品。
但曾召兵还是低估了疫情。很快他就发现,他将要面对的敌人,并不只是奥密克戎。
疲劳是最直接的敌人。疫情之后,曾召兵的工作强度成倍增加了。疫情之前,他通常是送一些餐食,餐厅都是打包好的,他提了就可以走。但现在几乎所有的餐厅都关门了,外卖单子全是去超市买各种生活必需品。
现在的上海,许多大型超市已经不允许除了医护人员和外卖员之外的人进入。“但跑超市比之前累太多了,以前一天能跑四五十单,现在去超市取一些米、面、油之类的东西,一天能送十几单就算不错了,这十几单比之前送上百单还累,因为大米动不动就是5斤、10斤,一直要装到摩托车装不下为止。以前可以睡到10点,中午再接单,现在7点就要起床,因为很多人家里没吃的。”他有时候跟同事吐槽:“以后谁也不要叫我逛超市了,我已经逛吐了。”还有一次,到了下午四五点,曾召兵连骑车都在打瞌睡,还好找了个好心的全家便利店店员,给他冲了一杯咖啡。
除了劳累,曾召兵需要面对的还有心理上的恐惧。说不害怕是不可能的。4月1号的时候,他发现有一单跑腿订单加了不少钱,但是好半天都没人接,他接了之后发现,这一单是要送到确诊的隔离区里去。
隔离区在上海耀华路,是新建成的房子,急缺生活用品。“客户给他妈妈买了一个电水壶,两个碗,两双筷子,一个勺子,还有一些卫生纸。”
曾召兵进不去,也不敢进去。按照客户的要求,他隔着两米高的围墙把袋子抛到了里面草坪上。成功送到后,客户发来消息:“谢谢你,逆行者,希望你自己也注意防护。”又过了两个小时,客户的妈妈打电话过来,说能不能再帮他们送一点,隔离区里需要生活用品的人还有很多。但是没办法,他不能私下接单。
而这些被隔离的人,还是只能通过外卖软件,继续等待下一个接单的骑手。
被困
疫情里,需求量最大、买得最多的东西还是米、菜、方便面。疫情刚开始的时候,人们抢购物资,老坛酸菜牛肉面是不买的,货架上还剩很多,但现在,就连老坛酸菜方便面都被抢完了。超市里剩的比较多的是饮料、洗发水之类,一切跟吃有关的东西都很紧缺,比如方便面、自热锅、火腿肠,特别是鸡蛋和菜,很难买得到。
菜价也大幅上涨。以前三根黄瓜几块钱,现在翻了十倍,要二三十块钱。生菜也是一样,两颗,现在也要二十多块。“我是吃不起,所以我很久都没吃到蔬菜了。”
某种意义上,现在的上海,能被骑手接上单的都是幸运的人,许多骑手被隔离,真正能上路跑的只是极少数,曾召兵估计,能有以前的20%就不错了。
在4月6号的一次发布会上,上海官方给出数据,疫情封控期间,每天一共约有1.1万名外卖小哥奔跑在路上。而他们需要服务的对象,是超过2500万生活在上海的人。外部估计,上海日常外卖小哥在8万人左右。订单增加、运力减少,由此可见,人力的紧张到了何种程度。
事实也正是如此。很多时候,曾召兵接单都会看轻重缓急。疫情期间,下订单时写备注的人变多了,大都显得很急迫,有的是“小哥,家里断粮了,帮帮忙”,有的是“家里有老人和小孩,缺吃的”,还有的是生病了,需要某些药品。
疫情面前,人们发现自己的无力和渺小。有一次,曾召兵看到一个单子过了很久都没人接,后来才知道,下单的是个病人,需要黑鱼补身体,但是现在根本买不到黑鱼。“现在上海的超市,别说鱼了,我连鱼鳞都见不到一片。”
相比普通的物资需求,还有一部分特殊的群体也被围困在疫情之中,比如重大疾病患者,或者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的老人。
心如今年19岁,她是山西晋中人,正在念大学。她的母亲44岁,身患口腔癌,已是晚期,在3月中旬去了上海治病。这原本是一件令全家人都充满希望的事,因为这两年,他们家辗转过几个大城市的医院,只有上海这家愿意收治母亲,没想到,却赶上封控。
她的父母被安排隔离在如家酒店里,母亲的癌症已经转移到颈部淋巴,在颈部上开了一个口子,然后每天往外排脓。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尤其是现在还无法住院。心如说,母亲一生受了很多苦,正是因为自己才坚持了下来。后来好不容易又遇到现在的丈夫,现在的丈夫对她很好,一家人的日子眼看着越来越有起色,没想到确诊了癌症。母亲是个善良的人,平时哪家亲戚有困难,她都第一个帮助。
心如的母亲一直配合化疗,积极治病,很少喊疼。“我就想的是,能够多守着母亲一天是一天。”母亲需要补充营养,吃东西又只能搅碎食物,再通过管子输送到胃里,但现在他们困在上海,买不到东西,她太想给母亲买点排骨和西红柿了。
上海律师薛龙是另一个需要帮助的人。他的外婆患有阿尔茨海默症,而外公腿脚不太方便,本来就缺乏生活自理能力,结果遭遇疫情,外婆又断药了。
对很多病人来说,平日里不会想到去囤积处方药,在医院,医生一般也只会开一两个疗程,不会开得太多。现在,薛龙的外婆面临断药的困境。“我妈特别着急,让我赶紧想办法给外婆买药,我先是试了一个叫互联网医院的网上平台,结果发现因为外婆的身份证跟医保卡等问题无法正常开药,那后来就又找了京东大药房,上传了也没什么效果,最后没办法,我找到了一个在浦西的医生开了这个药,但开药是一个问题,送是另外一个问题,我外婆住在浦东,但是药在浦西,隔了一条江。”
“那一刻我的无力感很强。”薛龙说。
奔跑
在山西念大学的心如,跟在上海治病的父母远隔1300多公里,父母不会用手机,更不会抢菜,只能靠她,但她也好几天没抢到,身患癌症的母亲已经喝了好多天的粥了。
那几天她无心学习,搜的全是上海疫情中怎么能买到菜的信息,最后她看到饿了么的“应急特需”服务,是面向最最要帮助的群体,抱着试试的心态,她发出了信息。
“应急特需”是上海疫情后,考虑到独居老人、孕妇、婴幼儿、残障人士等重点人群的物资、用药急需,饿了么单独辟出一条通道,第一优先级去努力帮到最紧要的需求。每一条紧急需求的响应背后,是客服、商超医药业务、核对审单、配送经理、外卖小哥等平均5人多轮的持续接力。
那一天是3月31号下午,小哥曾召兵接到队长的信息,让他去配送一个特殊的单子。“我一看这买的东西就明白了。这是一个癌症晚期病人家属的单子,买的东西是排骨、西红柿、茄子、小米。我知道化疗的人什么都吃不进,就靠破壁机把所有的营养的东西打得很碎,所以我特别理解他买的这些东西。”
队长不知道,曾召兵的父亲就是2018年因为癌症离世的。
他最后悔的事,是在2018年12月,父亲最后的时光,曾问过母亲:“儿子回去没有?”但曾召兵的母亲没有把这话转告给他。按照计划,他打算12月31号回家,因为父亲病了需要钱,他想干到月底,哪知道12月25号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
“25号早上7点多,我妈给我打电话说我爸走了,当时我人都快疯掉了。”所以现在,他想尽全力帮助这个陌生人把排骨和西红柿买到,但他找了很多地方,这些东西都断货了。
当时上海正在下雨,他实在没办法,后来听说有个同事在另一家超市里见到了,就让这个同事帮忙代买,他赶紧骑车过去取。
那个超市离他将近7公里,取了单子,再送到客户手里,一来二去一共接近20公里的路。这些菜需要212块钱,他连钱都不愿意收。“我当时想就当做好事了,我回来跟队长一说,队长说那再算他一份,最后我两一人出一半。”饿了么平台知道后,垫付了这笔钱。
有的时候曾召兵觉得,是上海改变了他。来上海之前,他是个只顾自己玩得开心的人,“喜欢跟朋友们出去乱玩,攒不下来钱”。但在上海,当了外卖员,他渐渐改变了。他还帮忙灭过火。那是2017年,他送外卖送到上海德州一村,看到一家人晾的棉被着火了。当时现场已经围了十多人,已经有人找来了灭火器,但没人动手。他拿起灭火器就去敲门,门开了,房主是个老奶奶,刚睡醒。他直接冲去阳台。灭完了火,身上全是黄色的干粉。他甚至来不及等别人道谢,就赶紧去送下一单了。
上海比起老家县城有一个好处,机会多。那是2013年,“上海到处都是工地”。对他来说,这就等同于遍地是就业岗位,“只要肯吃苦,就能挣到钱”。干外卖之前,他开过塔吊,夏天早上6点上塔吊车,从早上晒到晚上,到了冬天,塔吊上能结冰。有时候赶工期,一天24小时待在塔吊上的也有。但他觉得不自由,2016年时,喜欢骑摩托车的他跑起了外卖,他很喜欢这种“想干就干,想休息就休息”的感觉,一直干到现在。
张峰是饿了么的另一个小哥,他接到的,正是薛龙给患了阿尔茨海默的外婆送的药。
在过去,这盒200元左右的药在附近的社区医院就能买到,但在封控状态下的上海,要取药,就得跨过黄浦江。“结果当时有一个好心人,他自己在熟悉的医院下的订单,然后浦西的外卖小哥郭富强取了这一单,送到志愿者手里。最后几番周折,跨江交给我,我接力送到了小区。小区只能送到门口,还是委托保安帮忙递了上去。因为担心老人收不到药,我在小区门口等保安送完药返回才离开。”
在薛龙这里,听到的这个送药的过程更加坎坷。“这是一个爱心的接力,有一个志愿者帮我外婆买到药,然后另一个志愿者要从浦西过江到浦东,把药给外卖小哥,再从这个地方到小区门口,时间很晚了,保安已经不在办公室休息了,听说是送药,又赶紧出来帮忙送药,这才最后送到。”
这些,只不过是外卖员曾召兵、张峰、郭富强等人这些天来奔跑的日常。
等待
只不过,奔跑中的外卖小哥也是人,他们自己也需要吃饭、睡觉、休息,他们也有恐惧和焦虑,很多人往往会忽视这一点。
吃饭这件事,从没有哪个时期像现在这样重要和急迫,无论对普通人还是外卖小哥来说都一样。上海文峰广场的外卖站点里,饿了么小哥倪志虎已经吃了二十多天方便面了。起初还有榨菜,大家就着泡面吃,后来吃吐了,就把汤倒掉,做成拌面吃,再到后来,连拌面也吃不下去了,就直接啃着面饼吃,干嚼。到了现在,方面便也吃得差不多了,开始喝白粥,没有菜,就把方便面的调料加到粥里。
4月2日,他路过上海的一家超市,看到两颗卷心菜73块钱,两个白萝卜58块,看了半天,他也没有下定决心买。
某种意义上,在现在的上海能不被隔离,正常出来奔跑的外卖员是幸运的,起码他们还能有收入,但也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这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倪志虎印象最深的,是手底下一个骑手的故事,当时在十人的混检里面出了个阳性,医院给他打电话,让他去医院重新做核酸。医院没让他进去,就在医院外面,医生开了一个车出来,大概离医院20米远的马路上,让他做了三次核酸,然后就走了。“但是到了晚上,这个骑手没有地方住了。”
核酸结果还没出来,小区不让进,医院也不接收,打110也没用。最后,倪志虎想出了办法。“我不可能看着骑手没地方住,晚上我让在外面的兄弟到我家里拿了两床被子给他,然后让他在我们的充电站里睡了一夜。这段时间我也有一种感觉,虽说我们是跑单挣钱的,跟医务人员没法比,但至少我们也是在为上海的生活保障做贡献。”
对这些从小镇来的骑手说,在上海当外卖员,有时候也会陷入一种身份上的纠结。
比如曾召兵,这些年,他始终觉得对儿子有亏欠。2010年,他离婚了,当时儿子才1岁。后来这12年,他绝大部分时间都在上海打工。尤其是最近这几年,他发现他只要努力跑,每个月收入过万不是问题。他把自己的微信支付绑在了帮他带儿子的奶奶的手机上,家里开支都算在他头上。他总想给儿子买点好的东西,但儿子性格内向、含蓄,总说“不用了,再说吧”。
他还一度犹豫,怎么对13岁的儿子说自己的工作。“我想了很久,跟我儿子说,如果你们同学问你,你爸是做什么的,你就说是你爸是上班的,别的啥都别说。”他怕同学笑话儿子。
反倒是儿子不以为然,说:“爸你想多了,我早就告诉我同学了。”
现在,努力奔跑在上海空旷的马路上,曾召兵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他在内心达成了对自己的认可。
另一个外卖员倪志虎记得,他第一次来上海时才二十出头,夜晚沿着外滩一直走,看到对岸的东方明珠塔,他就有一个想法:“上海好大,好有钱。”最开始他租的是平房,一个月180块钱,后来城中村拆掉了,接下来的9年时间里,他搬过十几次家,但他还是喜欢这里。因为上海给了他这样的小镇青年生存的可能性。他用9年时间,成长为一个站长,管理着104名外卖员,并且每天还在学习新东西。他很珍惜这样的机会。
在众多外卖站站长里,倪志虎属于比较暖的那一类。刮风下雨的时候,他会在站点里烧一大锅方便面,等骑手来吃。今年过年的时候也是,十几个留在上海的骑手聚在一起,除夕当晚送完外卖,他把大家叫在一起吃饭,相当于吃年夜饭了。吃饭的时候,大家举起酒杯喝酒,他让每个人把手机拿出来跟家里人视频,许多人聊着聊着就掉眼泪了,他是眼泪流得最多的那个,儿子问他:“爸爸你怎么还没回来?”
现在,无论是倪志虎还是曾召兵,还有千千万万的人,他们依然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家。但乌云总有散去的一天。上海这座城市,还有2500多万人,他们已经成为了命运共同体,这座静默中的城市,依然有人坚持在奔跑。甚至,就连远在千里之外的陌生人,也能够感受到这种奔跑的力量。
这几天,心如身患癌症的母亲,终于能够喝上排骨和西红柿打成的糊糊了。作为一个19岁的山西女生,父母被隔离在上海,家里还有一个念中学的妹妹要她照顾,她需要背负的东西太多了。但她真切地感觉到,出现在上海的外卖员曾召兵,就是她“那一刻出现的光”。
后来,她给曾召兵发去一条短信:“非常感谢您,我们是陌生人,您还愿意伸出援手帮我,我也会像您一样向需要的人伸出援手。”她也不忘嘱咐曾召兵注意安全,“您也要注意防护,注意身体,希望您工作顺利,身体健康!非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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