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大湾区供应链融合发展实施路径
文 / 现代物流报全媒体记者 孙辉 李丹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具有发展现代供应链的天然底蕴。11月14日，以“湾区聚能·融合发展”为主题的“粤港澳大湾区国有企业供应链协同（东莞）交流会”在广东东莞成功举办。大会聚焦粤港澳大湾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成果市场化应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等热点话题展开深度交流与思想碰撞，共同探寻大湾区供应链融合发展之路。
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供应链融合发展，打造世界级创新平台
——在“粤港澳大湾区国有企业供应链协同（东莞）交流会”上的致辞
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的典范。
今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时，赋予粤港澳大湾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的全新定位。粤港澳大湾区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结果显示，全球有约60%的经济体量来自于港口海湾地带及其直接腹地，75%的大城市、70%的工业资本和人口集中在距海岸100公里的海岸带地区，湾区经济已成为带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驱动因素。如今全球湾区已形成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和粤港澳大湾区四个湾区。当前，粤港澳大湾区人口已达8600万，2022年经济总量超过1.9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第十大经济体。
粤港澳大湾区有着发展现代供应链的天然底蕴，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产业集聚效应明显。粤港澳大湾区产业体系健全，区域内产业结构以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产品种类丰富，聚集了中国80%的供应链企业，拥有300多个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有着发展现代供应链得天独厚的产业土壤。第二，对外开放水平高。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经济外向度最高的城市群。在开放水平方面，广东一直以来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粤港澳大湾区广东9市中深圳、珠海均为中国最早设立的经济特区，香港和澳门是世界著名的自由港。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外贸依存度达123.61%，实际利用外资额1293.6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额693.97亿美元，远高于同期长三角和京津冀的水平。第三，创新能力强。根据《2022年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力发展报告》显示，2016~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从2016年的18872家增加至2020年的50999家，增长约3倍，大湾区高新技术企业占全国比重维持在20%左右的水平，企业创新力走在全国前列。第四，物流能力国际领先。粤港澳大湾区拥有广州、香港、深圳、东莞、珠海5个亿吨大港。2022年，全球前50大集装箱港口排名中深圳港、广州港与香港均进入前十。航空运输方面，大湾区还拥有广州、香港、深圳、澳门、珠海等国际机场，其中，香港国际机场自2010年开始就是世界上最繁忙的国际航空货运机场。与世界上其他三大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机场及港口的客运与货运能力均名列首位。
本次会议的主题为“湾区聚能·融合发展”。对大湾区供应链发展的实施路径，我谈谈自己的几点看法：
第一，软硬联通，夯实粤港澳大湾区供应链发展根基。
珠三角地区以前的科技资源属于中低端，依靠廉价劳动力建立“世界工厂”，未来必然要走向产业的前端，进行产业技术创新。这既要求实现大湾区各区域交通的硬联通，加大公路、口岸等综合交通的规划建设，高铁、城际、地铁等轨道交通的规划建设，跨江通道、贸易组合港，机场群和航空枢纽等的空间规划建设，为供应链现代化提供坚实的“硬”支撑。又要求推进大湾区软联通的开发。保证商品和要素流动性开放，资本、人员、技术等方面的跨境流动；保证营商规则、通关程序等制度的互联互通。
第二，自主可控，提升粤港澳大湾区供应链安全韧性。
当前，全球贸易结构出现一系列新变化，制造业特别是高科技先进制造业出现回流的趋势，产业链供应链区域化本土化的迹象日益明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确保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与稳定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被美国商务部产业与安全局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的中国大陆实体主要集中在北京和广东。广东受关注的焦点主要是高科技制造业。此外，也有大批注册于香港的高科技企业被列入美方实体清单。截至2023年3月，美国拉黑打击的中国实体单位达1100多家，其中大部分为智能通信企业，大部分分布在大湾区城市。当前粤港澳大湾区产业结构和参与国际经济与贸易活动的方式仍未完全摆脱“两头在外”的被动模式，其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高端专业人才等诸多方面仍受制于人。粤港澳大湾区需在自身区域优势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并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的区域化和本地化进程。此外，大湾区是现代物流供应链的龙头和关键节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极易影响港口的高效有序运转，要进一步提升湾区物流韧性，确保突发情况下港口运转畅通有序，巩固港口海向对外开放、陆向对内辐射的内引外联作用。
第三，科技引领，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供应链创新发展。
科技创新力量是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国家“十四五”规划赋予了大湾区建设世界第一科技走廊的光荣使命。大湾区须瞄准世界科技和产业发展前沿，加强创新平台建设，大力发展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动力和支撑的经济体系。
第四，数字赋能，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供应链转型升级。
目前国内经济复苏动能有所减弱，三重压力进一步加大，传统产业面临需求减弱、要素成本上升、资源环境压力加大、产能过剩等多重困难。推动社会生产向网络化、数字化与智能化协同，成为产业经济体系改革的核心驱动力和城市创新发展的新引擎。粤港澳大湾区具备丰富且庞大的基础数据资源，有支撑数字经济发展的完整的产业链条，汇聚了众多的高科技信息企业，数字经济发展基础较好，但仍存在内部要素流通不畅、数字化发展不均衡的问题。粤港澳大湾区要以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融合为先导，以服务先进制造业为引领，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大力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和优化发展。充分利用数字经济优势，推动香港、澳门金融要素加速流通，打造面向全球的数字金融服务平台。
第五，全球合作，拓展粤港澳大湾区供应链开放水平。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中国已与152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形成合作，全方位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加快形成。大湾区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先行示范区，是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劲的区域之一，区位条件优越，产业基础扎实，也是海上丝绸之路对外开放交往密切的地区。因此，要进一步加强区域合作，打造湾区市场一体化，促进湾区生产要素便捷流通，形成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有效对接，共同打造“一带一路”重要支撑区。要充分利用和巩固广东对外贸易大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澳门葡语国家经贸服务平台的优势，深化与相关国家和地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经贸合作及人文交流，建设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交通物流枢纽和国际文化交往中心。
来源：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作者：胡大剑
粤港澳大湾区国有企业供应链协同（东莞）交流会举行
本报讯11月14日，由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和华润（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共采购分会、华润守正招标有限公司、东莞京津冀合作发展研究院共同承办的“粤港澳大湾区国有企业供应链协同（东莞）交流会”在广东东莞举行。
大会采用线上、线下两种参与形式，来自政府部门、行业组织，大湾区的中央企业、东莞市市属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及新闻媒体等嘉宾代表2000千余人齐聚东莞，线上收看超24万人次。这也是央国企首次组团针对特定地区开展集中采购活动，超过1500家东莞企业到现场洽谈对接。
会上，发布了《粤港澳大湾区国有企业供应链协同发展倡议书》,举行了“粤港澳大湾区国有企业供应链协同交流会”启动仪式、“粤港澳大湾区境外采购协同平台——潤匯采（國際版）”发布暨签约仪式、“央地供应商生态融合——东莞企业入驻央企供应商库”启动仪式，并签订了东莞供应商服务央企的履约诚信书。此次有5000家东莞企业借力进驻央企供应商库，预计每年将达到超500亿元的采购额。
粤港澳大湾区在全国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大湾区领军企业云集、发展势头迅猛。会上，来自中国南方电网、中国电子集团、中国南方航空、招商局集团、华润集团、中国广核集团、南光集团、广州交易集团、深圳交易集团等单位的代表进行了先进经验系列分享。
大会同期还举行了“粤港澳大湾区供应链协同展”。
本次大会紧扣发展脉搏，将对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加快构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现代供应链管理体系，携手进一步提升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贡献积极力量。
来源：中物联采购委
11家央国企携万亿订单“组团”采购莞货
本报讯11月14日，“粤港澳大湾区国有企业供应链协同（东莞）交流会”在广东东莞举行，大湾区11家央国企集团首次组团针对特定地区开展供应链协同交流活动，吸引了超1500家东莞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到现场洽谈交流磋商。
据了解，此次参会的11家央国企集团去年全口径的采购总额超过1.2万亿元。此次11家央国企集团携50家二级子公司、超300余名采购与供应链相关负责人“拼团”到地方开展采购活动，相关采购业务涵盖电子通讯、公共设施、工程管理、商务服务、信息技术、医疗卫生等多个领域，采购货物包含设备、家具、印刷、建材、食品、家用电器、纺织原料、五金产品等，覆盖东莞多项工业门类，共计数十个行业、数千个品类。
在活动现场，开普云、宏达科技、金美济、中德电缆、东莞建工、文一集团等多家东莞企业与华润集团、中国电子、中国南航、招商局集团、中旅集团、中广核集团等央企成功签约，无论是采购商还是供应商，都对此次达成交易充满信心。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作者：程浩
东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曾鸣：
本次协同交流会组织央地采购对接、推动湾区供应链协同、促进央企供应链生态新发展，这既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也是东莞企业更好地融入国内大循环、拓展内销市场的高效平台。东莞位于粤港澳大湾区几何中心，是一座生产总值破万亿、人口超千万朝气蓬勃的“双万”城市，诚挚邀请大家多来东莞交流指导，东莞将会为大家拓展业务、投资合作提供积极的服务。
美国供应链安全政策演化对我国供应链安全治理的启示
供应链安全已上升为许多国家的国家战略。然而，相比欧美发达国家，我国供应链安全治理起步较晚，尚未构建起完善的供应链安全治理体系，工作组织机制与相关法律标准也有待完善，供应链安全事务的治理能力仍需提升。
为此，通过梳理过去十年美国供应链安全政策，总结美国供应链安全政策的演化规律和特点，分析这些政策对我国的影响，并提出我国供应链安全事务的治理建议。
一、美国供应链安全政策十年演化的特点
1.供应链安全的战略目标始终如一，但对华态度明显恶化
建设“具有弹性的供应链”始终是美国供应链安全事务的工作目标，但自2021年起，拜登政府在供应链事务中的对华态度明显转变，将中国列为首要的竞争对手。2021年1月发布的《美国供应链安全规则》明确地将中国排在美国“外国对手”的第一位；2022年4月美国众议院发布的《2022年美国竞争法案》，提出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中推动关键技术的“去中国化”。
2.供应链安全关注的产业领域不断扩大，直接影响我国关键产业供应链
十年来，美国供应链安全所关注的领域持续扩大，由关键基础设施和供应链信息安全扩大至信息与通信技术（ICT）、半导体、矿物资源、清洁能源、生物医药等多个产业。特别是2021年6月由拜登政府发布的《建立弹性供应链，振兴美国制造业，促进基础广泛增长：第14017号行政命令下的百日审查》，对半导体制造和先进封装、大容量电池、关键矿物和材料、药品及活性药物成分，四大关键产业产品供应链的现状和潜在风险进行全面审查。
3.高度重视国际合作，通过多元举措建设供应链联盟
近年，美国高度重视供应链事务的国际合作，综合使用贸易（如调整关税和配额政策）、金融财政（如对海外商业伙伴投资、加大补贴促进制造业回流）、立法（如颁布 《联邦采购供应链安全法案2018》 《药品供应链安全法案》）等手段，与欧盟和东盟建立供应链国际联盟，企图通过美国主导的全球供应链体系破坏我国关键产业供应链。
4.供应链安全事务组织机制不断完善，工作响应愈加敏捷
美国在国家和产业层面成立多个专项委员会与工作小组，不断完善供应链事务工作的组织机制，旨在通过快速响应、主动施策，加强对本国关键产业的保护。例如，2021年6月美国政府发布供应链百日调查报告后，拜登总统计划启动“贸易打击力量工作组”和“供应链特别工作组”，同年7月便正式组建“美国供应链中断工作组”，负责对关键产业供应链进行常态化安全审查和弹性供应链建设。同时，美国对关键产业供应链安全战略部署响应迅速。例如，在2019年7月美国发布《供应链安全战略》后仅2个月，美国国土安全部接连密集发布多项信息与通信技术（ICT）产业的政策文件，包括《ICT供应链风险管理特别任务组中期报告》《ICT供应链威胁场景报告》 《ICT供应链风险管理指南》，对具体工作层层推进、不断细化。
二、美国供应链安全政策对我国的影响分析
第一，我国面临更加不确定的全球供应链体系。美国依托自己主导的多边平台正在与数十个国家建立供应链联盟，迫使伙伴国提供供应链数据与信息，增强美国对全球供应链的控制权，导致我国的全球供应链环境更加不确定，潜在威胁陡增。
第二，阻碍我国高精尖产业发展。美国通过多元举措打造更具弹性的供应链体系，加速高精尖产业回流至美国本土。例如，美国在科技业持续推进供应链本土化进程，目前几乎全球所有头部芯片制造企业近年均在美国投资设厂，最先进制程芯片将全部在美国生产。美国的供应链安全政策迫使高端科技产业资源从我国流出或难以为我国所用，直接打压我国高科技产业发展。
第三，干扰我国传统产业转移的有序实施。美国不仅对我国制定苛刻的商业规则，也通过加大在中东欧和亚太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使我国具有优势的轻工业供应链资源不断向墨西哥、印度、越南、缅甸、柬埔寨等低成本国家转移，企图加速我国优势产业本土供应链资源流失，迫使我国产业升级与传统产业转移节奏失调。
三、我国应对美国供应链安全政策的建议
第一，加快构建“三位一体”的战略体系，制定供应链安全战略。建议构建“国家总体安全战略—国家供应链安全战略—关键产业供应链安全战略”三位一体的战略体系。其中，国家总体安全战略提出供应链安全的总体目标与要求，国家供应链安全战略制定主要任务与措施，产业供应链安全战略设计可落地的行动方案与政策，实现战略协同。
第二，建设“四维协同”的组织体系，完善协同工作机制。建议打造“党中央统筹领导、产业主管部门组织引领、龙头企业牵头执行、行业组织协调配合”四维协同的组织体系。可设立国家供应链安全审查委员会，吸纳政府部门负责人和企业代表，共同负责审查和评估重要产业供应链安全的重大威胁、漏洞，设计应对机制；设立负责供应链安全战略和政策方面的国家供应链安全顾问委员会，提升供应链安全事务的专业性。
第三，与关键国际伙伴共建具有话语权的全球供应链体系。一方面，应依托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上合组织等平台，加强与东盟国家的产业合作，扩大海外直接投资，针对中低价值的高替代商品打造具有自主性的供应链体系；另一方面，加强与欧盟领导国家的战略合作，特别是对于高价值的低替代商品打造具有可控性的供应链体系。
第四，健全供应链安全事务的法律法规体系。建议着手建设系统性的供应链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完善基础性法律保障，加强行政法规要求，丰富标准约束，补充指南引导。同时，应注重促进型立法工作，通过倡导性法律规范来鼓励、引导政府与企业积极参与供应链安全事务的治理。
来源：北京交通大学国家经济安全研究院
作者：华国伟 宋光
《 现代物流报 》（ 2023年11月20日 B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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